中国围棋故事

围棋的历史典故和发展历史


第一章 围棋起源 第六章 唐、五代时期
第二章 春秋、战国时期 第七章 宋、金、元时期
第三章 两汉、三国时期 第八章 明朝时期
第四章 晋朝时期 第九章 逐渐衰落的清朝时期
第五章 南北朝时期 第十章 民国
第十一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本文摘自《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圍棋組》,此文全面介绍了围棋的发展历史过程,仅供参考。


第一章 围棋起源

中国古代四大艺术:「琴、棋、书、画」之棋,指的就是围棋。

《路史后记》中说尧娶妻富宜氏,生下儿子丹朱。丹朱行为不好,尧至汾水之滨,见二仙对坐翠桧,划沙为道,以黑白行列如阵图。帝前问全丹朱之术,一仙曰:「丹朱善争而愚,当投其所好,以闲其情。」指沙道石子:「此谓弈枰,亦名围棋,局方而静,棋圆而动,以法天地,自立此戏,世无解者。」。丹朱由尧处学了围棋,据说果真有了长进。(仙话见《历代神仙通鉴》) 也有人说是舜作围棋以教愚子商均。按照这种说法,制造围棋,是为了开发智能,纯洁性情的。唐朝人皮日休在其《原弈》一文中则以为围棋始于战国,是纵横家们的创造。他的根据是,围棋「有害诈争伪之道」!可谓穿凿附会了。

在甘肃水昌县鸳鸯池出土的原始社会末期的陶罐,不少绘有黑色、红色甚至彩色的条纹图案,线条均匀。纵横交错,格子齐整,形状很像现在的围棋盘,但纵横线条只有十至十二道,而不像现在是十九道。考古学家称之为棋盘纹图案。

古代夏威夷有一种十一道的类似围棋的游戏。

1971年湖南省湘阴县一座唐代古墓的随葬品里有围棋盘一件,大小呈正方形,纵横各十五道。

在内蒙敖汉旗丰收公社白塔子大队发掘的一座辽代古墓里,挖出围棋方桌,高十厘米,边长四十厘米,桌上画有长宽各三十厘米的围棋盘。棋盘纵横各十三道,布有黑子七十一枚,白子七十三枚,共一百四十四枚。另有黑子八枚,白子三枚空放着。

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村古鞋群中,有一部份为初唐当地豪族张氏的墓葬,保存了不少初唐文物,其中有一幅仕女图,描绘了十一个妇女形象,其中有两个对弈的贵妇,用的是十七道的棋盘。

马鞍山位于柳江南岸的市中心,高达海拔270米,是柳州八景之一。相传古代八仙中铁拐李和吕洞宾两位仙人曾在马鞍山上下棋,至今山上留有一尺多长的仙人足迹和「棋盘石」、「仙人洞」等。柳宗元游览此山后。在《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文中说:「始登者得石坪于上,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弈。」有人据此认为唐代流行十八道的围棋。然按文理,「可弈」的棋盘大概不等于常规的棋盘。

这些只是众多考古新发现中的几件古物,但足以说明几点:首先,围棋在原始社会时,已具雏形。纵横交错的棋盘图形已经基本形成。 其次,从出土棋盘的十、十三、十五、十七直至今天通用的十九道线的发展过程看,围棋不可能是某一个人某一天里突然创造出的奇迹,而是经过了由简单到复杂,棋子由少到多,着法由单一到多样的发展变化过程。

棋子方面,考古学家从安徽亳县元宝坑一号东汉墓中找到石质围棋子117粒,11.5 毫米见方,厚三毫米,颜色有粉绿和墨绿两种,可见汉魏时期的围棋子仍是方形的。大约到了唐宋时期,棋子才从方形变为圆形。由唐代以后,圆形的玉石棋子屡有出土,如江苏丹阳出土的黑白棋子83枚;淮安宋代杨公佐墓出土黑白棋子50枚等。

1993年第三期《体育文史》杂志发表了杨晓国的《论陵川棋子山与围棋起源》 。文中根据陵川棋子山是我国唯一有天然棋石(棋子的古称)的地方、周武王曾访殷末三贤之一的箕子于「箕子山」(即今棋子山)及围棋包含的一些哲理可能诞生于该地附近为理由,推测围棋起源于殷末周初的山西陵川县附近地区,也可聊备一说。

战争的需要可能也促进了围棋的发展。两汉时己有人把围棋当作兵法,《隋书?经籍志》还有棋谱收入兵书。

据说围棋盘面效洛书,361个7交叉点、8个方位星、周边72个交叉点与360周天、8卦、72候相应。棋子扁圆形,上突下平,分黑白两色,象征阴阳。如此说,可真有哲学意味。 

现代人用「弈」字指围棋、象棋、军棋等等一切棋类。其实,最早的时候,「弈」是专指围棋的。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 「弈,围棋也。从丌、亦声。」丌的古文字为两人举手握棋对局的像形。西汉末杨雄在《方言》中说:「围棋谓之弈,自关而东,齐鲁之间皆谓之弈。」可见,西汉年间,弈已成了围棋的别称。仍然称弈的,只有北方部分地区。


第二章 春秋、战国时期

弈秋是见于记载的第一位棋手,大约生活在战国初期,由于棋术高明,当时就有很多年青人想拜他为师。他有两个学生:一个诚心学艺,十分专心;另一个大概只贪图弈秋的名气,虽拜在门下,并不下功夫,弈秋讲棋时,他心不在焉,探头探脑地朝窗外看,想着鸿鹄什么时候才能飞来。飞来了好张弓搭箭射两下试试。两个学生同在学棋,同拜一个师,前者学有所成,后者未能领悟棋艺。这小故事说明了专心致志是下好围棋的先决条件。

春秋战国之时,诸子百家各执己见,到处游说,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已经十分风行的围棋开始在诸子的言论中出现,或褒,或贬,或以围棋为例,或直接论述围棋。其中有不少有价值的论点,这对围棋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士大夫阶层最初是瞧不起围棋的。孔夫子在《论语》里说,下围棋的都是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成不了贤人达士,把围棋看做无聊消遣的东西。此观点影响深远,以后有人攻击围棋时,常说些类似的话。

孟子师承孔子,曾说:「下围棋的人嗜好饮酒,甚至能够不顾父母养育之恩,不尽孝敬之义。」他把下围棋算作五不孝之一。不过,《孟子》里还有这么一段话: 「学习围棋如果不专心于自己立足的一方并致力于攻克对方,就不能领会围棋的精髓。」这里,孟子不仅承认围棋是门深奥的艺术,必须专心致志才能学会。

以后,围棋的地位逐渐提高。《关尹子》里指出:「射箭,驾车,操琴,学棋,没有一件事是能够轻而易举学会的。」显然,围棋这时已提高到与射箭,驾车、操琴同样的地位了。


第三章 两汉、三国时期

秦代时间很短,未见关于围棋的记载。

西汉时人称杜陵人杜夫子为「天下第一名手。」他棋艺高强,好棋如命。有人讥笑他在下棋上乱花功夫浪费时间,谁知道他却回答说:「我精通了围棋之道,可以弥补孔夫子之不足。」一个封建士大夫,竟敢说这样的话,看来还是位有胆气的汉子。

西汉时,以棋扬名的还有刘去和陈逐。传说,陈逐因陪汉宣帝下棋,讨得天子欢心,后来还得了太原太守的官职。

汉代宫中盛行围棋。据《西京杂记》记载,每年八月四日这一天,戚夫人总要陪高祖刘邦下围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八月四日下围棋成了汉宫中的风俗,晋人干宝在其《搜神记》中说,这天下棋,赢家可以终年有福,输家可能遭疾病之灾,要免除灾难,只能取一缕发丝,面朝北辰星,乞求它赐予长命百岁,给这一风俗涂上了神秘色彩。但不管怎么说,汉代朝野皆下围棋是有据可查的事实。

从总体上看,西汉时期的围棋活动似不广泛。因为到了东汉初年,班固在《弈旨》一书中还说:「博行于世而弈独绝」。六博流行,却不见围棋。

大致到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围棋活动才又兴盛起来。1984年在安徽马鞍山发现的三国时期东吴大将朱然墓中,有一幅两人对坐下围棋的生动画面。

魏国棋家

三国时涌现出大批优秀的棋手。 据《三国志?太祖纪》记载,曹操与当时魏国的著名棋手山子道、王九真、郭凯都交过手,棋力即使不在其上,也堪称对手,旗鼓相当。 《三国志》中还提到棋手孔桂,曹操见他通晓围棋之道,很是喜爱,让他随从出入。

魏国还有一位大棋家,是「建安七子」之一王粲。一次,王粲看人下棋,棋局乱了,王粲凭着记忆,重新摆出了原来的棋局。下棋人目瞪口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用布把复盘的棋局盖起来,请王粲再重摆一遍。王粲胸有成竹,第二次摆出了打乱前的棋局。下棋者揭开罩布,两下一对,不错一子。

曹丕当了魏国的皇帝,对骁勇善战的弟弟曹彰存有戒心。为消除后患,有一天,曹丕邀曹彰到卞太后宫中下围棋,边下棋边吃着枣儿,兄弟情义融融。其实,曹丕早已在一些枣儿里下了毒,自己拣好的吃,曹彰却识不出好坏。不多会,曹彰中毒。卞太后见状惊恐万分,赶紧喊人弄一罐水来。但文帝已事先命人打碎了所有水罐。一时太后宫中乱作一团,太后不知如何保住爱子性命,赤足奔至井边,然而无法汲水,曹彰终于暴死在卞太后怀中。

蜀国棋家

三国之中,蜀国下围棋的人相对少些,但也不无名家。《三国志.费炜传》中说,费炜很喜欢下围棋。后主延熙七年间,魏军大举侵犯蜀国,费炜率兵抵挡。当时,形势很紧张,敌人大兵压境,蜀军随时都有战败的可能。费炜却指挥若定,稳坐军帐之中,与光禄大夫来敏专心致志地下围棋,很有大将风度。据说,在这战乱之秋,费炜常下围棋,劳逸结合,从不影响战事。

吴国棋家

在吴国,围棋流行的程度不亚于魏国,甚至还出现号称「棋圣」、「弈圣」的严子卿、马绥明。

吴国上层人物中,好弈者甚多。孙策、吕范、诸葛谨、陆逊等都是围棋好手。 《三国志.吕范传》上说:吕范攻打山越回来,准备向孙策汇报战绩。孙策并不让吕范站着干讲,两人是一边下围棋一边谈论战事。 诸葛谨和陆逊这两位棋迷则一急一温,性情差异很大。据《三国志?陆逊传》记载,吴嘉乐五年时,孙权令陆逊和诸葛瑾率军攻打魏国的襄阳。因军情泄露,形势严峻。诸葛瑾有些紧张了,坐卧不安,更无心对弈。陆逊则不然,依旧不慌不忙地下棋。

围棋在吴国风行,最后竟使孙权的儿子孙和紧张起来,因为他的幕僚如蔡颖等一班人常因下棋耽误公事。为此,孙和特地找来一个叫韦曜的文人,命他写了篇《博弈论》,批评这些下棋误事的人。文章说,当时的人大多不讲究孔孟之道,却喜欢围棋,荒废了事业,忘记了饮食休息。为在棋局上争一雄雌,绞尽脑汁,甚至可以夜以继日,弄得身心废瘁,事业放着不管,客人搁着不招待。虽有美味佳肴,优雅音乐,都无暇顾及。文章说,这不符合孙吴的治军之理,也不符合孔孟的为人之道。 围棋风行到这种程度,名手自然越来越多,精彩的对局也随之出现。以后,好的对局慢慢被人收集起来形成集子,一代一代的流传下来。

汉、三国期间,还出现了一些有关围棋的专着。此等专着,以东汉著名史家班固的《弈旨》为最早。

班固指出,一个好棋手要有「苏、张之姿,固本自广」方能使「敌人恐惧」。此外,也要有全局观念,计划要周密,「有似夏禹治水之势」。否则「一孔有阙,坏败不振」。班固的学生马融,也写了一篇《围棋赋》,他说,围棋的胜负策略,犹如头发那样细微;黑白双方的布局,则象麻那样错综复杂。他认为,攻守各有法则,守要坚固,攻则应前后呼应,上下联络,不能「唐突」。否则敌军将深入自方,杀子占地,自己的棋子就会处于上下离异、四面隔绝,围包不住、梗咽不畅的状态之中,这就很危险了。

与马融同时的李尤,也着有一篇专门论述围棋的短文《围棋铭》,短短三十二个字,就使围棋对局跃然纸上,栩栩如生,铭中写道:「诗人幽忆,感物则思,忘之空闲,玩弄游意,局为宪矩,棋法阴阳。道为径纬,方错列张。」 精通棋艺棋理的黄宪,曾撰有《机论》,专门论述围棋的虚实形势。他所说的「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布局,那时黄宪已提出,布局要着重解决虚实问题,布局好,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才能取胜。这一理论为我国围棋布局的战略思想奠定了基础。

「建安七子」中的应玚也写过围棋专着,他的《弈势》至今仍保存完好。文中论述的围棋临局争斗时的得失,很有见地。

汉魏三国时,也有一些反对围棋的议论。这些议论大都沿袭孔孟的偏见。西汉人贾谊说:「失礼迷风,围棋是也。」他觉得封建等级制和帝王的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礼教是治邦安民之本。然而当时围棋风行,上至君王大臣、下至平民百姓,都被围棋迷住了,一下棋往往就忘了尊卑,失了「礼」。因而他认为围棋是迷乱风气之物,不足取。 还有一种看法,如西汉刘安在《淮南子》中提到,下围棋太浪费时间,如果用下棋的时间去读书求学问,「闻者必广矣。」

其实,下围棋只要下得适度,非但不浪费时间,而且能够启发智力,磨砺思维,加强人们彼此间的情感,因此那些反对的言论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围棋的发展,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棋艺的提高,一是棋盘的改进,二者互动。围棋纵横十六道线的棋盘保持了相当长时间,但我们现在使用的十九道线,三百六十一路棋盘出现于何时(有说是两晋南北朝时期),尚无定论。

《孙子算经》上有句话:「今有棋局方十九道,问用棋几何?答日:三百六十一。术曰:置十九道,自相乘之,即得。」近人论证《孙子算经》可能是东汉时的作品,那就是说,东汉时围棋盘已是纵横十九道了。 东汉人马融、蔡洪在《围棋赋》中,有「棋鵻」、「五岳」的名称,间接支持了这种推断。

但三国时魏国邯郸淳的《艺经》里写着,「棋局纵横各十六道,白黑棋各五十枚。」

棋局的大小关联到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局棋:《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的真伪问题。这一棋局见于来人李逸民编的《忘忧清乐集》,是在纵横十九道的棋盘上展开的。从清人钱大昕开始,就有人质疑其真实性,百余年来争论不休。我们认为,棋盘的变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这种变化要被所有的棋手认可,不可能在一时一处完成。新形式总是由局部到全面,逐渐推广完善的,而老形式也不可能一夜间在地球上完全消失。我们可以这么设想,纵横十九道围棋盘,最早出现于东汉,完成于隋唐。


第四章 晋朝时期

晋武帝的秘书丞张华棋术高明,常被皇上召去对弈。一次正下着棋时,老将军杜预给皇上送来奏请伐吴的表章。张华见此情况,马上站了起来,把下到一半的棋盘推开,侃侃而谈,劝说晋武帝伐吴。武帝真还听了这位棋友的意见,决兴师伐吴。

西晋著名的「竹林七贤」,喜好清谈,行为放荡,不拘礼制,他们也都很喜欢下围棋。阮籍是「七贤」之一,《晋书?阮籍传》上说,阮籍母亲死的时候,他正在下棋。对手表示可以暂缓一下,待阮籍料理完老母后事再继续,阮籍不甘,一定要马上决一胜负。

王戎也是「七贤」中的名士之一。据说,他小时候下围棋就已有了点名气,在任豫州刺史时,母亲死了,他和阮籍一样,不拘礼制,仍在家中看别人下棋。

还有比阮籍、王戎更痴心于围棋的人,下棋下到了不计荣辱的地步。《晋书?裴遐传》说,裴遐在平东将军周馥家与人下棋,有人向他敬酒。裴遐正专心于棋局,没有马上喝。这时那人已醉醺醺的,见裴遐竟敢不喝他敬的酒,勃然大怒,一把抓住裴遐,将他推倒在地。只见裴遐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神色没丝毫变化,接着下他的棋。

话说晋武帝听了张华之言,放下围棋讨伐吴国胜利之后,又重操棋子,这回他可非下个过瘾不行了,这次是与王武子对局,投降过来的吴主孙皓就站在一旁观看。下了一会儿,晋武帝忽然问孙皓,「你为什么喜欢剥人面皮?」(吴国刑法严酷,「每凿人眼目,剥人面皮。」)孙皓回答:」对君主无礼的人就该剥皮。」王武子怒斥孙皓就是无礼的人,晋武帝却说,「还是下棋要紧。」

东晋会下棋的人很多,开国元勋丞相王导精通棋艺。他曾与长子王悦对弈,认为这里面有无穷乐趣。他的次子王恬多才多艺,其中围棋最好,是东晋初年最有名的棋手之一,与王恬齐名的,还有江霖,他也有多方面的才能。 围棋是陶冶人的性情的,下棋的布局、着法、时间、节奏,乃至对输赢的态度,很能表现一个人的性情。

我们从《晋书》中摘取几段东晋棋手的小故事,读者可以从这些小故事中看到东晋棋手迥然不同的性情和修养程度。

谢安是当时著名的围棋爱好者。符坚率军侵犯晋国,打到淮肥时,京师震动。晋帝当即提升谢安为征讨大都督。前方战局吃紧,谢安的侄子、将军谢玄前来请示退敌的办法。谢安面无俱色,不以为然,说是自有办法,让谢玄随他与亲友一道去山中别墅游玩。到了山中,谢安摆开棋盘邀侄儿对局。谢玄原本棋高一筹,这时因为紧张,胡里胡涂败给了谢安。谢安很高兴,晚上回家后,开始指示如何对敌作战的方案。这一仗把入侵的符坚打得溃不成军。捷报传来,又碰上谢安在下棋。谢安扫了一眼捷报。顺手放在床上,声色未动,继续下棋。客人们忍不住纷纷间他仗打得怎么样。他这才缓缓他说:「仗打胜了。」谢安临危不乱,坚定沉着,风度令人叹服。

祖纳也是东晋时代的围棋好手。他的弟弟祖逖在北伐中因孤立无援而告失败,为这事他很悲伤,终日下棋。朋友王隐劝他爱惜时间,不要全部花费在下棋上,祖纳回答:「我是借围棋来使自己忘记忧愁。」王隐说:「你可以通过建树功勋或著书立说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何必借围棋来忘记忧愁呢?」祖纳喃喃道:「你的话我同意,可我没有那种力量。」祖纳的隐忍、自知,由此可见一斑。

谢弘微和朋友下棋时,友人西南角上的棋势不妙,有被吃掉的危险。友人未看出来,旁边一位观棋人忍不住冲口说了句:「西南风紧得很,恐怕有翻船的危险。」友人顿时醒悟了,挽回了危局。谢弘微是当时的名棋手,败在友人手里实在不甘心。他大发脾气,把棋盘棋子都扔在了地上。


第五章 南北朝时期

南朝的一些皇帝都十分喜欢围棋,如宋武帝刘裕,文帝刘义隆,明帝刘域、齐高帝萧道成,武帝萧绩、梁武帝萧衍,简文帝萧纲;陈武帝陈霸先,还有后主陈叔宝等,他们有的设置官署管理棋手和围棋活动、有的举行围棋等级赛(甚至自己也参加这种比赛)、有的组织编辑棋谱(甚至自己就是撰写人)。所有这些作为,对南朝围棋的繁荣起了促进作用。

据《宋书?羊玄保传》记载,羊玄保棋下得不错,「棋品第三」。宋武帝与他下棋时,与他打赌,如果他赢了,武帝给他个大官,史书上称之为「赌郡戏」。最后,羊玄保果然胜了,武帝亦不食言,真的给了他一个宣城太守的官。

褚胤是宋朝弈林强手。六岁时已身手不凡,长大后更是天下无敌,是当时最好的棋手。宋文帝时,他是天下五绝之一。可惜叔叔犯了罪,全家遭株连。何尚之上书皇帝,说褚胤棋艺高超,在前人之上,为使围棋不致失传,请求皇上赦免他。谁知皇帝无动于衷,仍将他杀了,一代棋宗陨落,棋手们都异常痛惜。 还有棋手王彧是被宋朝皇帝「赐死」的:他得罪了皇帝,一天皇帝派人送给他一瓶毒酒,一道令,「赐」他自尽。这时,王正在家中与一位客人下棋。他看完圣旨,面不改容,如没事一般继续下棋,直到打完劫,终了局,把棋子放回盒子里后,他才把圣旨给客人看,告诉客人皇帝要他死。然后,他把毒酒倒人杯中,对客人说:「这酒就不劝你喝了。」一仰脖子,喝光了杯中毒酒。

《南史?虞愿传》上讲,宋明帝刘彧喜爱围棋,但水平不怎么样。下棋时要在棋盘上「去格七八道」,即用小棋盘。可他偏要和当时最好的棋手王抗对局。王抗诚惶诚恐,除了让子之外,还不时地吹捧皇上:「皇帝飞棋,臣抗不能断。」宋明帝居然就信以为真了,自以为天下第一,对围棋更着迷了,还特别为围棋手们设置了一种专门的官署,叫做:「围棋州邑」。《南史?王湛传》中是这么记载的:「明帝好围棋,置围棋州邑,以建安王休仁为围棋州都大中正,湛与太子右率渖勃,尚书水部郎庾之、彭城丞王抗四人为小中正,朝请褚思庄、傅楚之为清定访问。」这是我国历史上统治阶级第一次为围棋手们设立的官署,客观上起了推动围棋发展的作用,从此以后,人们不但对围棋的看法有所改变,而且有更多的人把围棋当作一种学问和技艺加以研究。

史书在写到齐朝棋手时,己能概括出他们的棋风特色了:比如王抗,他的棋力在当时属于第一品,冯元仲在《弈旦评》中评论他下棋的特色是「速思取势」。 褚思庄是在宋朝已经出名的棋手,属于第二品,他在「围棋州邑」里还任过「清定访问」的官职。他与王抗不同,他下棋思考的时间比较长,但善于进攻。有一回齐高帝命褚思庄与王抗赛棋,两人早上开始下,到了晚上才下完一盘,观棋的高帝已经疲惫不堪了,便命王褚二人先休息,待五更时再来决战,王抗得此命令后,一头倒在棋盘边,呼呼大睡。褚思庄却坐在棋盘边没有合眼,整整思考了一夜。

齐朝时,棋风与王抗相近的还有夏赤松,他的棋力也是二品,思路敏捷,棋风迅猛。 齐高帝第五个儿子萧晔,着棋也很是勇猛,不肯让人。据说他从小喜爱围棋,没有棋盘,他用草棍摆成纵横网格,潜心研究。后来终于成了高手。一次在武帝面前与竟陵王萧子良对局,萧晔手下无情,把萧子良杀得惨败。事后有人对萧晔说:「你该让他一点才好。」萧晔答道:「我有生以来不曾做过虚伪的事。」

围棋如此兴盛,连闺阁里的女子,也对围棋发生了兴趣。齐朝东阳地方,有一个名叫娄逞的女子,知书识礼,有点文才,懂围棋。为了下棋,娄逞如同木兰一般,女扮男装与达官贵人交往。此举足以说明这女子不是平庸之辈。果然,娄逞的才能被发现,她被任命为扬州议曹从事。可惜后来人们发现了这位从事大人是位乔装打扮的女子。宋明帝一道圣旨,将其遣送还乡。娄逞换上女装上路,叹息不已:「我虽有这样的本事,却依然要作老妇打扮,真是太可惜了。」封建社会男尊女卑,女子学棋十分不易,娄逞是勇敢的,她是我国史书上记载的第一位女棋手。

梁武帝萧衍是个棋迷,据说他常常通宵下棋,能奉陪到底的不多,陈庆之是其中之一。《梁书?陈庆之传》记载他从小就跟随梁武帝,陪梁武帝通宵下棋不困。武帝很喜欢他。

到溉也是常陪武帝下通宵棋的棋手。《南史?到溉传》说他棋力为第六品,但记忆甚好。有一回到溉在武帝面前,和当时棋力上品的棋界名手朱异等人赛棋。赛完后到溉复盘,不错一子,因而得到梁武帝的特别赏识。

受到梁武帝青睐的棋手还有王瞻。武帝常称赞他有「三术」,即下棋、射箭和喝酒。

梁武帝不仅喜欢棋手,还主持棋事。他曾令大棋家柳恽和陆云公主办了一次全性的围棋大赛,规模宏大,轰动一时。比赛后,由柳陆二人主持给棋手们定品级。据《南史?柳恽传》上记载,当时能评上品级的棋手就有二百七十八人,可见参加的人很多,这是有据可查的最早一次全国性围棋比赛。

当时评定棋手有九个品级。这种棋品制,在三国时就已经出现了。《说郛》上曾引魏国邯郸淳的《艺经》,上有:「夫围棋之品有九: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体,四曰通幽,五曰用智,六曰小巧,七曰斗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九品之外,今不复云。」

明人许仲冶在《石室仙机》中作过这样的解释:一品入神,是指:「变化不测,而能先知,精义入神,不战而屈人之棋,无与之敌者,这算上上。二品坐照,是指:「入神饶半先,则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有「至虚善应」的本领。这算上中。三品具体,是指:」入神饶一先,临局之际,造形则悟,具入神之体而微者也」。这算上下。四品通幽,是指:「受高者两先,临局之际,见形阻能善应变,或战或否,意在通幽。这算中上。五品用智,是指:「受饶三子,未能通幽,战则用智以到其功」。这算中中。六品小巧,是指:「受饶四子,不务远图,好施小巧」,这算中下。七品斗力,是指:「受饶五子,动则必战,与敌相抗,不用其智而专斗力」。这算下上。至于下中和下下,《石室仙机》未作解释。但我们已可看出,这九品中品与品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这种品级制,为我们现在实行的棋手九段制奠定了基础。

梁朝之后的陈朝,棋事不及梁朝那么纷繁,可以查找到资料的下棋者,仅二人。一是司马申,他十四岁时已有棋名,后来梁州刺史阳子春曾请他下棋,名手朱异当时也在场,局中,司马申有不少巧思妙手,使得在旁观看的朱异都惊叹不已。 另一位叫陆琼。《陈韦?陆琼传》上说,陆琼八岁时便能观棋不忘,复盘一子不差。京城人都称他为神童。

北朝的官吏爱好围棋者甚多,曾「独步当时」的是罗腾。他对围棋很有研究,深得妙处。在他之后出现的乐杪,棋艺提高很快,不久便与罗腾齐名。

《魏书》上说,高祖在位时,范宁儿已是有名的棋手,他曾与李彪奉命南下去见齐武帝萧赜。萧赜得知范宁儿棋力不弱,便把江南名手,棋力一品的王抗叫来,让他们两人比试一下,结果范宁儿得胜,可见他的棋力也不弱。

下围棋应适可而止,不过这分寸似乎不容易把握。北朝时倒是有些把握得好的人。《北史?魏收传》上说,前军将军魏子建官运不佳,十年不曾升官。魏子建并不着急,闲暇时,便与吏部尚书李韶和李韶的弟弟李延下棋。 当时,人们都以为他下棋入了迷,不再旁顾其它,其实谁也不知他的心。魏子建后来说:「围棋可以加深一个人的品德修养,况且我现在不受重用,没有什么事,下下围棋不碍事。」以后,魏子建被调到边境上打仗,这一去,竟有五年没动一粒棋子。

另外也有爱下棋的人一坐下便不肯撒手的。甄琛喜欢围棋,可以通夜下棋不止。《北史?张烈传》记载,张僧皓喜欢围棋,不管踫上谁,都愿意与之对弈,以至被世人讥讽。 《水经注?陈留志》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北朝开封令阮简深爱棋艺。一次县里有人抢劫,县城一片混乱,阮简手下人不知如何是好,慌慌忙忙来到阮简舍下。当时阮简正在与人对弈,大概是正下到关键之处,外面的动静一点没听见。县吏急忙向阮简报告道:「劫急。」阮简神态也很紧张,似乎也很着急,但他对官吏说:「局上有劫亦甚急。」碰上这么个胡涂官,老百姓当然是要倒霉了。 当然,也有「改邪归正」的。《隋书?皇甫绩传》记载,隋朝棋手黄甫绩是个孤儿,从小随外祖父。他很喜欢下围棋,常与几位表兄对弈,对学业不怎么用心,外祖父恨因此而打了他三十大板。从此皇甫绩「精心好业」,「略涉经史」云云。

南北朝期间出现的「棋势」、「棋图」、「棋品」之类的专着不下二十种,其中「棋势」、「棋图」是对局的记录,「棋品」可能是对棋手的品评。 据史书记载,当时对棋谱的编写是很认真负责的,这些棋局能汇集成册,便于围棋的流传、研究和推广,对其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近期发现的敦煌写本《棋经》,也是南北朝时的一部重要围棋理论著作。敦煌本土产棋子,所以围棋活动很普遍。虽然《梵网经》规定僧人「不得樗蒲、围棋」,但《棋经》的传抄者却很可能是一位僧人。S5725还记载了「玉女降,帝与之围棋甚娱。」在洞窟壁画中还保存有围棋的画面:榆林窟第32窟北壁维摩诘经变,当维摩居士到娱乐场所弘法度人时,画师绘制了二人对弈图,棋盘格局及棋子都清晰可见,与近代围棋近似,图中还有旁观者。莫高窟第61窟西壁佛传故事屏风画二十一扇绘有太子弈棋图,但画面较模糊。


第六章 唐、五代时期

到了唐代,我国围棋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对围棋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在此之前,人们虽然以围棋为娱乐,但也强调其军事作用。进入唐代以后,这种情况改变了。人们几乎不再强调后者,而把它视作一种高雅的娱乐,许多人以会下围棋为荣。唐代诗人衙禹锡在《论书》中说 : 「吾观今之人,适有面诋之曰:子书居品下矣。其人必逌尔而笑,或謷然不屑。有诋之曰:子握槊、弈棋居下品矣。其人必赧然而愧或艴然而色。是故敢以六艺斥人,不敢以六博斥人。嗟乎!众尚之移人也。」唐代以前,辑录围棋著作都归入兵书类,而两唐书却归之入《杂艺术》类。

2.围棋人口大增:上至皇帝大官,下至一般文人和平民百姓,包括一些有文化的妇女和盲人中,都不乏围棋爱好者。

3.唐朝统治者对围棋颇为重视,唐玄宗特为围棋手们设置了一种官职,叫「棋待诏」,官阶九品,与「画待诏」、「书待诏」同属于翰林院,所以又被统称为「翰林」。至此,围棋手开始成为国家文职人员。

4.东传日本和朝鲜半岛:据记载,围棋是由日本的遣唐使传去的。日本自630至894年共派出遣唐使团十三次,每次人数少则二三百,多则五六百。他们在唐代中国逗留期间,学习各方面的知识,包括棋艺在内。日本留学僧弁正法师随第七次遣唐使团来华,在中国居住了三十年,精通围棋,深受玄宗赏识。公元717年来华的日本留学生吉备真备,在长安留学19年。他学习勤奋,涉猎广博。回国后当大学副校长,在传授中国的五经三史、算术 、音韵 、书法的同时,也传播围棋。《美国百科全书》1977年版《围棋在世界的流传》条目说,中国唐代围棋传入日本的时间在公元735前后。据平山菊次郎《简明日本围棋史》说,中国围棋大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传入朝鲜半岛,在唐代,统一了朝鲜的新罗与唐朝在围棋方面的交流就更全面了。

唐代统治者对围棋的重视,使围棋在更广大的范围内获得更快的发展。因此,唐代棋手多如星云。

王积薪是唐玄宗时的棋手。据《西阳杂俎》记载,开元年间,王积薪曾在丞相张说家住过一段时间,在那里和一行和尚下过棋。王积薪自知棋力不差,不久便去投考翰林。果然一战告捷,成为「棋待诏」。以后他就常在宫中陪唐玄宗下棋。 王积薪性情豁达,不拘小节。在棋艺上则刻意求精,勤勉好业。

当时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王积薪成名后,从不以名家自居,每次外出游玩,身边总带着一个竹筒,里面放着棋子和纸画的棋盘。他常把竹筒系在马车的辕上,途中不管遇见谁,哪怕是平民百姓,只要会下棋,都要下马来对弈一盘。谁要赢了他,还可以享用他款待的一顿佳肴。

王积薪在当时所以名震天下,不仅是因为他棋艺高超,而且由于他提出了一套围棋理论,根据前人和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出围棋《十诀》。这《十诀》为


一、不得贪胜。
二、入界宜缓。
三、攻彼顾我。
四、弃子争先。
五、舍小就大。
六、逢危须弃。
七、慎勿轻速。
八、动须相应。
九、彼强自保。
十、势孤取和。


有了这十条,便可把握住围棋实战各个阶段的关键之处。

王积薪另有三本围棋专着已经失传。其中《金谷九局图》记录着唐玄宗开元年间,王积薪与棋手冯汪在太原尉陈九言家里下的九局棋,可惜已经失传。

除王积薪之外,唐代尚有不少一流棋手。在唐朝日益频繁的国事交往中,这些围棋高手起了不少积极作用。 开元25年,即公元738年,新罗(朝鲜)国王兴光病逝。唐王派出左赞善大夫邢涛为特使,前往新罗参加吊祭活动。唐玄宗知道新罗「其人多善弈棋」,便命当时我国围棋名手杨季鹰作为邢涛的副手,一同前往新罗。这是我国历史上记载的去朝鲜的第一位棋手,杨季鹰显然棋高一着,到那儿后没有人能战胜他,朝鲜人民钦佩他,送给中国使者许多贵重的礼品。

顾师言也是当时的著名棋手。《杜阳杂编》记载说:日本国王子来访唐朝,唐宣宗得知王子精通围棋,便把顾师言召进宫,命他和王子对局。王子很高兴,拿出了极为名贵的棋盘「揪玉局」和棋子「冷暖玉」,谨慎地摆下阵势。虽说是下棋,因为两人是代表着各自的国家,心情都很紧张,一时胜负难分。顾师言唯恐有负君命,有辱国威,每投一子,都要凝思良久,举棋时,手指已经汗滋滋的了。经过一番苦战,到三十三着时,顾师言终于把日本王子逼到了「瞪目缩臂,已伏不胜」的境地,从而大获全胜。这就是有名的「三十三着镇神头」。 据日本学者考证,这次中日围棋「对抗赛」实有其事。日本史学家渡部义通曾在《棋道》杂志上发表《古代围棋逍遥》一文,称:「日本王子可能是高岳亲王(平城天皇的儿子)。高岳亲王于仁明朝承和二年(835)随十三次遣唐使入唐,前后在唐共四十五年,而大中年间他自然在唐。」古代棋风重攻杀,有时一开局便互相扭住不放,杀去一块便大局已定。否则,按现代通例,第三十三手尚在布局阶段,决定胜负言之尚早。

唐宣宗时,曾以一只盖金花碗为奖品,举行过围棋比赛。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围棋奖杯赛了。在这次比赛中,顾师言力挫群雄,最后战胜一位叫阎景实的棋手,夺得冠军。

据说唐元和年间,有一位名叫郑注的医生多才多艺,精于棋道,敏悟过人,人们都很喜欢他。另一位善弈者卢藏用,也才华横溢,文章、书法、音乐都很好,在读书人中享有声誉。但也有为取胜不惜采用卑劣手段,棋品不甚高明,人品也不高尚的。

《玉泉子》中说,东都留守吕元应,常和门客们下棋。一回,正下着棋,送来了大量公文。要他立即处理。吕元应刚拿起笔来准备批覆,下棋的门客迅速偷换了一子。然而,吕元应却将门客的小动作看得一清二楚,只是未动声色。门客最后胜了这盘棋。第二天,吕无应就请这位门客走了。临行时,吕元应照例送了许多东西,以礼相待。十多年过去了,吕元应终因重病不治行将离开人间,他把儿子、侄子叫到床前,对他们说﹕「交朋友必须认真选择。」接着,他向他们讲述了十年前与门客下棋的那段往事,说,「当时偷换了一个棋子,我倒并不介意,但由此可见此人心迹卑下,不可深交。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些。」说完,便与世长辞了。 吕元应的遗言是他多年察历人生的经验之谈,棋品和人品是不可分割开的。

唐代棋手中,可以列上几位君王的名字。 唐高祖李渊很喜欢下棋,《旧唐书?裴寂传》上说,他留守太原时,有时整天整夜地下棋。高祖的第四个儿子李智云,也是个棋迷,他甚至把围棋当作一门学问加以研究。

唐代传奇《虬髯客传》说虬髯客和道士邀李世民观弈,趁机看他是否有帝王之相。道士一见世民风采,「......惨然,下棋子曰:「此局全输矣!于此失却局哉!救无路矣!复奚言!」罢弈而请去。」另有传说谓下棋的是虬髯客和李世民,一开局,虬髯于四四星位各置一子,喝道:「老虬四子占四方!」世民不慌不忙,在天元下了一子,回敬道:「小子一子定乾坤!」据说他的气势立即镇慑了虬髯,打消了逐鹿中原的念头,棋也认输了。可这局棋怎个赢法,却令人摸不着头脑。

唐顺宗李诵 (761-806)还是太子时,对围棋就很感兴趣,常和当时的棋待诏王叔文下棋。当了皇帝后,仍爱下棋,并且重用棋手王叔文,使这位有抱负的政治家有机会实行他一系列的革新措施。

最负盛名的帝王棋手当推玄宗李隆基,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千百年来流传下来,妇孺皆知。但有件事人们未必知晓,杨贵妃还是位通晓围棋的棋手:据《酉阳杂俎》记载:某年夏天,玄宗与亲王对弈,杨贵妃站在一旁观阵,手里牵着一种温驯的小动物––康国猧。下着下着,玄宗招架不住亲王的围攻,眼看就要输了。杨贵妃看得明明白白。她急中生智,把手中的康国猧放到棋桌旁边,让它爬上棋盘,结果把棋子搅乱了。一局棋便不了了之,给皇上解了围。玄宗为此十分高兴。

唐朝还有位皇帝僖宗,他的围棋水平不高,可总喜欢下。《天中记》里,说他下棋时,就命棋待诏来观棋。名义上是观棋,其实是叫人帮出主意,他自己只管按吩咐投子。

唐朝是我国诗歌兴盛的时代,在唐诗中,可以找到歌颂棋手的诗句。 诗人杜牧有两首《送国棋王逢》,称赞王逢棋力超群,「绝技如君天下少」。他的棋风「羸形暗去春草长,猛势横来野火烧,守道还如周柱史,鏖兵不羡霍嫖姚。」很有些不贪不怯,稳扎稳打的气派特点。 诗人刘禹锡则在《观棋歌送还师西游》一诗中,说棋手还师「行尽三湘不逢故,终日饶人损机格。」还说他「雁行布阵众未晓,虎穴得子人皆惊。」把棋手善用奇兵。出奇制胜的棋风描绘得淋漓尽致。

杜甫的诗中,提到围棋的更多,例如:「楚江巫峡半云雨,清覃疏帘看围棋。」写的是诗人观棋。「对棋陪谢傅,把剑觅徐君。」这写的是诗人下棋。「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这里诗人是用围棋的变化莫测来比喻世事复杂。「且将棋度日,应用酒为年。」这里,下棋已成了诗人晚年的乐趣了。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看出,杜甫对围棋不仅有兴趣,而且有相当的造诣。

著名诗人元稹,也很喜爱围棋,从他的「客来有棋局」的诗句中,可以看出他常与来客对弈。元稹还写有《酬段丞与诸棋流会宿敝居见赠二十四韵》一诗,记述了长庆元年在他府中举行的一次围棋名流荟萃的盛会。

唐末诗人李洞,是位隐者,他写有「幽人斗智棋」和「石上铺棋势」的诗句。他还在诗中描写过他与宋校书、薛秀才、郑侍郎等隐者下棋的场面。

诗中写棋也给一些人带来麻烦。《候鲭录》中提到,唐宣宗时,杭州缺一刺史,原准备派李远去做这个宫。唐宣宗知道后说:「李远写过一首诗,里面有一旬「青山不厌千杯酒,白日唯消一局棋。」这样贪杯恋棋的人怎能够理事治民呢?」李远一句诗丢掉了一个官职。

也有人在下棋时做诗的。据说王勃下围棋时,投四子可作一诗,真可谓一朝大才子。

人们志向不同,下棋的目的、态度就不同。五代时战事频仍,一些知识分子远离尘嚣,避居山野,以求脱世超然。这些人爱下围棋,以此修炼性情,甚至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册府元龟》上记载了隐居在华山的郑云叟的一些事情。他非常爱下棋,一旦遇到对手,常常昼夜不歇。冬天刮风下雪,他的手脚全冻裂了,仍无休局之意,依然下个不断。 另一方面,那些昏庸无聊的官宦则把下棋当成赌博的手段。据《五代史?陈保极传》记载,后唐进士陈保极,就常以围棋赌博,此人人品低劣,输了便以手乱局,赖着不给钱。

后蜀君臣中也有以棋赌博之风,花蕊夫人的《宫词》中「日高房里学围棋,等候官家(皇帝)未出时,为赌金钱争路数,长忧女伴怪来迟。」的诗句,专门记述此事。

凡有点志向的君主,多少还能控制自己的棋瘾。南唐后主李煜也酷爱围棋。他刚当上皇帝不久,被贬为舒州副使的萧严应召回来。这天后主正与亲信下棋,萧严前来叩见,看到皇帝在下棋,他勃然大怒,挥手将棋盘扔到地上。后主吓了一大跳,十分不满地问他:「你想学魏征直谏吗?」萧严朗郎而言:「我非魏征,陛下亦非唐太宗。」后主一下醒悟了,他明白了萧严是想要他不要因为下棋荒废了政事,便不再继续下棋了。

南唐君王中还有不少喜欢下棋的。中主李景及其兄弟都是围棋爱好者,常在一起对弈。现存五代著名画家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描绘的就是他们下棋的情景。 中主第九个儿子李从谦,才几岁,下围棋和作诗都很好,后主很喜欢他。《全唐诗》里说,后主与侍臣下棋时,还没几岁的从谦便爱在一旁看,样子看实讨人喜欢,后主曾命他写了一首《观棋》诗。

南唐围棋大家是当时的吏部尚书徐铉。他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围棋理论家,着有《棋图义例》、《金谷园九局谱》、《棋势》等围棋理论著作。他的《棋图义例》可以说是我国围棋史上第一本全面研究围棋战术的著作。 为便于人们记棋谱,徐铉分别给围棋盘上的十九道线冠以名称: 一天,二地,三才,四时,五行,六宫,七斗,八方,九州,十日,十一冬,十二月,十三闰,十四雉,十五望,十六相,十六星,十八松,十九客;大大方便了棋谱的记录。

唐、五代棋书很多,但除了王积薪的《十诀》和徐铉的《棋图义例》之外,现都无处查找。 关于古谱的亡佚,近代学者孙鉴认为﹕是因为「术士深秘其书而毁之」,以便「独持自夸隐晦之极」。也就是说,有些棋手,得到古谱后,怕流传开去别人也学会了着法,显示不出自己的高明,便将它们忖之一炬,这不能不说是件遗憾的事情。


第七章 宋、金、元时期

宋代围棋出现了「棋会」,即公开比赛。哲宗、徽宗时,出了独霸棋坛、所向披靡的大棋手刘仲甫。

刘仲甫是江南人,《春诸记闻》里描述了他的一段经历。 有一年,刘仲甫由江西去京城,途经钱塘,借宿在一家旅店里。几天过去了,刘仲甫每天早出晚归,旅店主人怎幺也猜不透他是干什幺的。这天清晨,店主忽然发现门上飘拂着一个幌子,上面写着:「江南棋客刘仲甫奉饶天下棋先。」一会儿功夫,门口被看热闹的人挤满了,全城人都知道来了一个愿持白子、让人先手的下棋高手。只见刘仲甫成竹在胸,拿出银盆酒器,价值约三百两银子,作为奖赏。 第二天,果然来了几个棋手。他们也凑了三百两银子,选出一位他们中水平最高的人,约刘仲甫到城北紫霄宫下棋。 棋局开始了,下到五十余子,围观的人看出白方局势不妙,下到百余子,黑方已经开始得意了,「大局已定,黑当赢矣!」 刘仲甫坚持下下去。又下了二十余子,刘仲甫忽然把棋盘上的棋子全都收了。一时,黑方和观众都觉得莫名其妙。待醒悟过来,紫霄宫一片喧哗,人们纷纷指责刘仲甫不守信义,怕输赖皮。 刘仲甫从容不迫,他对众人说:「我是江南人,从小喜欢下棋,对此有点研究。这回去京城,就是经许多人的推荐,看能否补上翰林祗应的职务。钱塘是个大地方,棋坛高手多,下棋的人都称这里为一关。我想,如果我的棋艺在这儿还能胜人一着,也算过了一关,我就继续往前进京去。我来这里已住了十来天了,天天与人下棋,但还没发现真正的高手,所以才挂出幌子,并不是我太狂妄」说着,刘仲甫拿出棋子,摆了这十天来他赢的十余盘棋,观棋的人一个个目瞪口呆,十分惊诧,紧接着,刘仲甫把刚才下了一半的棋又摆出来,不差一道。他指着棋局说:」依你们看来,此局黑棋必赢。可我已经看出一要着,只要使这一着,白棋可胜十余子。这着棋我先不说,如果有人能看出这着棋,我马上卷铺盖回家,从此不再下棋。」 听了这话,人们议论的议论,苦想的苦想,谁都想一着压过刘仲甫。可是,谁也没有想出来。只好请刘仲甫下子。刘仲甫在不当敌之处放下一子,众人看不出有什幺奥妙。刘仲甫解释说:「此着二十着后方才用得上。」棋局继续进行。刘仲甫多在边角上投子。下到二十余着后,果然遇着此子,顿时局势大变。最后收子时,白棋胜了十三路。观众无不信服,对刘仲甫高超的棋艺敬佩不已。

刘仲甫着的《棋诀》,是对王积薪《十诀》的发展。刘仲甫结合以前历代棋家的经验,把围棋实战中各种着法,各种变化,各种次序,在理论上概括为布置、侵凌、用战、取舍这四个方面,并对各方面做了深刻的阐述。 《棋诀》从理论上阐明了布局的重要性。第一次从战略的角度提出布局问题。刘仲甫准确地指出了布局的原则,在着法上也提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意见。刘仲甫认为,布局是围棋之基础。 从全局、从战略上重视打入,是刘仲甫围棋理论的又一特色。他提出了进攻的时机问题,总结了打入的普遍原则。 刘仲甫对战术上的对杀,持慎重态度。他认为不可轻举妄动,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棋诀》的精彩之处,还在于它把任何一个局部得失,都放在全局加以考察。对于实战中的取舍,刘仲甫也有独特的创见。 总的说来,刘仲甫的《棋诀》较之前人的棋书,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刻地总结了围棋的一些规律,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较高的价值,是围棋发展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

刘仲甫独霸棋坛足有二十年,当时敢于和刘仲甫一争高低的三位棋手是:祝不疑、晋士明、王憨。

绍圣初年,祝不疑进京去礼部办事,同乡硬把他拉到寺庭里观国手下棋,正巧这天刘仲甫也在那儿。在人们怂恿下,不疑与他下了一盘。一上来,不疑请仲甫让子。刘仲甫说:「非高手不到这里下棋。在这儿下棋是对子才行。连先后都还得争呢!」最后,还是刘仲甫让先,这盘棋下到终局,祝不疑败三目棋。他又问刘仲甫:「现在是不是可以让子了?」刘仲甫说:「我看你的棋,开始阶段走得很好,要照这样下,我是不能让先的。可惜后来不怎幺理想。你如果还这幺下,我让五子也可以,岂止是让先。」祝不疑笑而不语,他们又下了第二盘。 这盘棋不是让先而是分先了。下到三十余子,刘仲甫突然停下,拱手问到:「官人贵姓?家住何处?」祝不疑的同乡忙回答道:「他是信州的李子明。」刘仲甫说:「我虽不出京城,但天下有名的棋手我都知道。这几年,听说衡州有位祝不疑,棋力甚强。听人说他今年秋天被州府推荐,进京做官了,不知你是否认识此人?」停了一下,刘仲甫有点抱歉地告诉不疑:「我今天和朋友有约会,这盘棋下不完了,以后有机会,我一定登门拜访,我们再接着下。」说完就准备走。这时不知是谁告诉他,刚才和他下棋的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祝不疑,刘仲甫感叹他说:「真是名不虚传。」 后来,刘仲甫去看望过祝不疑数次,奇怪的是,从来不谈棋。也许刘仲甫已看出祝不疑棋力不凡,怕下不过他,使自己国手之名蒙羞。《铁围山丛谈》里写到:「有棋手王憨者,以其能迫仲甫,未几而痛心死。」 后起之秀晋士明也是刘仲甫的劲敌。政和初年,晋士明年方二十八九,棋力已在仲甫之上,甚至高出两道有余。他下棋左右纵横,神出鬼没,很有特点,名噪一时。刘仲甫知道后,主动找他对局,果然连吃败仗。

另一位值得一提的棋手是王珏,他与刘仲甫在东京万胜门里长生宫对弈的场面,被描绘在《长生图》里,流传至今。 宋哲宗元佑九年,刘仲甫、王珏和另外两位棋手杨中和、孙先,曾在彭城举行四人联棋赛,这个遗局被称为《四仙子图》。

宋太宗非常喜爱围棋,据《通志》、《宋史艺文志》及《皇朝类苑》记载,太宗着有《棋图》一卷,《御制角局图势》数卷。但这些围棋著作现已亡佚。 据说,宋太宗常常做些「棋势」(即死活图势)考朝臣们,相传太宗曾制过三个棋势:「对面千里」、「独飞天鹅」和「海底取明珠」。宋朝文学家王禹傅,曾在他的诗中,把这些棋势描绘为「天机秘密通鬼神」。 宋太宗有「善弈」、「绝格」之称,当时的一些国手都下不过他。这里面有没有些虚假成分就很难说了。当时的棋待诏贾玄,棋力显然在宋太宗之上,可他每回陪太宗下棋,太宗都让他三子,贾玄却每回必输一路,连宋太宗都知道贾玄并非真输。有一回,宋太宗对贾玄说:「今天这盘棋,如果你赢了,就赐你一件红衣裳,如果输了,就把你扔到泥水里去。」一局终了,不胜不负,成了和局,太宗说:「我是让了子的,下成平局,应该算你输。」说完,命左右把贾玄架出去扔到泥水里。不料贾玄立刻大喊大叫起来:「我手里还有一子呢!」太宗大笑,即把红色锦衣赐给了他。

其实,真正喜欢围棋的人,以实力相拼为乐事。以输棋讨好对方,对方未必高兴。有人无意取悦皇上,倒被皇上赏识。那时有个名叫郭赞的平民百姓,有一天正在庙里与和尚下棋,忽听得外面呼喊:「南衙大王(宋太宗未当皇帝时,有此称呼)来了!」当时,老百姓是不可随便见大官的。郭赞慌忙找地方躲藏,连棋局都没顾上收。太宗进庙,发现了这盘残局,很惊讶。他问和尚正在和谁下棋,和尚说:「郭赞」。太宗马上命令左右将郭赞找来。和尚把他引到太宗面前,太宗问他写不写什幺文章。郭赞恰好有诗稿放在桌上,便取来给太宗。诗稿第一篇里有这幺两句:「高低草木芳争发,多少龙蛇眼未开。」太宗看后大为欣赏,认定自己发现了一个人才,回府时,郭赞便成了他的随员。不到一个月,太宗当了皇帝,郭赞也做了「随龙思命官」。十年后,郭赞官至「公辅」。

宋太宗对善弈者大概都能厚待。《宋史?钱椒传》中提到,吴越国王钱椒,也是位围棋好手,归顺宋朝后,宋太宗曾赐他「揪棋局」,「水晶棋子」,并在谕旨中写明,可用他赐的棋盘、棋子来消磨时间。

北宋善弈者绝非几个皇亲国戚和达官贵人,有位被一班士大夫称作「昏浊垢秽不可近」、「不足置之樽俎间」的「里巷小人」叫李重恩。他的棋力很高,「颇为人所称,举世无敌手」。可惜,关于下层人民的棋事,史书上的记载寥若晨星。

宋代的几位大政治家、文学家都是棋桌边的常客。范仲淹曾以「一子重千金」的诗句描写下棋,还立下过「吾当着棋史」的宏愿。 王安石也是一位棋迷。《冷斋夜话》记载他曾与薛昂下棋赌梅花诗一首,谁输谁写诗。结果,薛昂败了。论理该他写诗,可薛昂苦思冥想了半天也没写下一句。王安石无法,代他写了一首。以后,薛昂去金陵做官时,便有人就这事写诗挖苦他:「好笑当年薛乞儿,荆公(即王安石)座上赌新诗。而今又向江东去,奉劝先生莫下棋。」 欧阳修的棋也相当不错,他自号「六一居上」,六中之一便是围棋,《潜确类书?僧宝传》里有段记载,说欧阳修听说浮山上有位法远和尚,不同俗人,特地去拜访他。见面后,欧阳修颇感失望,从外表上看,法远和尚没什幺特别之处。欧阳修自觉无聊,便与一来客下棋消遣,法远和尚陪在一旁观看。下着下着,欧阳修突然停住不下了,他转过身去,请法远和尚就围棋之道谈论人生哲学,法远和尚并不张惶,击鼓、升座,香烟袅袅,而后开言道:「肥边易得,瘦肚难求,思行则往往失粘,心粗则时时头撞。休夸国手,谩说神仙,赢局输等即不同,且道黑白未分时,一着落在什幺处?」停了许久,法远和尚又说:「从来十九路,迷悟几多人?」听得欧阳修连连点头,称赞叹息不已。

宋代著名科学家沉括,博学多能,尤其喜欢围棋,他曾以数字方法解棋,还提出了四人联棋赛取胜的方法。

官吏着棋之事记载颇多,《宋史?李恽传》说李恽喜欢棋与酒,以致影响公务,北汉王刘继元对他此点很不满意,但李恽不以为然。一回李恽正与一个和尚下棋,刘继元命令派人前来把正下着的棋盘给烧了。李恽不慌不忙地到刘继元面前,向他谢罪。刘继元把他训斥了一顿。但次日李恽又做了个新棋盘,依旧沉溺于围棋之中。 据说开封府户曹毛经下棋而不误事。他和人下棋时,府尹要他放下棋子,去处理案件,毛经说:「处理案件和下棋没什幺冲突,可以各不妨碍。」他叫人把状子拿来读,他一边下棋一边留神听状子,结果,棋也赢了,案子也处理得很好,博得府尹的夸奖。可见,围棋是受各阶层喜欢的一项文娱活动,宋朝潘慎修在献给宋太宗的棋说中说:「棋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为急,仁则能全,义则能守,礼则能变,智则能兼,信则能克,君子如斯者,庶几可以言棋矣。」

南宋官吏也都爱好围棋。抗金名将宗泽在金人离汴京不远时,仍在和客人下棋。当时京城人都很惊恐,宗泽部下来问他怎幺迎敌,宗泽笑着说:」何必如此张惶,有刘衍等大将在外,一定能抵抗住敌人。」说完,继续下棋。然后,他挑了数千名精锐战士,埋伏在敌后,金人正与刘衍大战,忽然伏兵杀出,前后夹击,金人大败而逃。

宋高宗喜欢围棋,《挥尘余语》说,当时的著名棋手,御前祗应沈之才常在宋高宗面前与人对弈,有一回宋高宗提醒他不可大意,他随口答道:「知道了。」不想触怒了宋高宗。宋高宗命人打了沉之才二十大板,井将他驱逐出宫,以此显示皇威不可辱没。 宋孝宗在「万机余暇,亦留心棋局。」他常把国手赵鄂召进宫里陪他下棋。

著名诗人陆游自幼酷爱围棋。一生中写了许多吟咏围棋的诗篇。 大哲学家陆九渊,年轻时,白天观棋,夜间读谱,潜心研究,后来战胜了不少名手。

民族英雄文天祥也是好棋手,《宋史?刘沐传》记载他与刘沐对弈,经常「穷思忘日夜」。文天祥身后,遗留下近二十首描写棋弈的诗篇。

南宋时,又出现一位著名的女棋手。她叫沈姑姑,棋艺很不一般。据《太平清话》里记载,她因擅长围棋而在内廷奉职。

两宋有些富贵人家子弟也喜爱以下棋作消遣。《梦粱录.闲人》和《都城纪胜.闲人》都记载,社会上有一种「闲人」,是陪伴富贵人家子弟娱乐的,其中第一等的必须「颇能知书、写字、抚琴、下棋及善音乐」。

在辽国金国和元朝时期,围棋仍很流行。1974年 5月在辽宁省法库县叶茂屯发现的7号辽代古墓中,出土了一张《山弈候约图》绢画,画中有两人对坐下围棋。山西襄汾县曲里村发现的金元墓中,有「二女弈棋」砖雕。

金、元时期的棋手见于记载不多。我们现在只知道金朝的围棋竞赛制度与宋朝相仿。金世宗时,贵族宗室中棋风甚盛。据《金史》记载,围棋赛中还曾闹了一起纠纷,监察御史梁襄因此受了处分。 金朝时被推为全国第一的棋家是张大节。他曾被召至宫中与礼部尚书张景仁对弈,张景仁也是一位著名棋手。据《中州集》上说,金史公文章书法「皆有前辈风调」。围棋也「绝人甚远」。 元文宗孛儿只斤图帖睦尔,爱好围棋,身边聚集了一些名手。宫中下棋者甚多。元人袁伯长有《宫娥弈棋图》诗,描写了宫女们下棋的情景。

宋、元时,出现了三部重要的棋书,直接影响后世,在围棋发展史上,占有特殊地位。这三部书是:《棋经十三篇》、《忘忧清乐集》和《玄玄集》。 《棋经十三篇》的价值,首先在于它的系统性。我国古典围棋理论,从尹文子和太叔文子算起,中经班固《弈旨》、马融《围棋赋》等,到了敦煌写本《棋经》和王积薪的《十诀〉,才逐渐开始系统化。但真正建立起一个体系的,还要算《棋经十三篇》。这标志着我国古典围棋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棋经十三篇》比起以往的围棋理论,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论述更加深刻、更加全面了。特别是涉及围棋战略、战术的篇章如「棋有不走之走,不下之下」,「有先而后,有后而先」,「有始少而终多者,有始近而终远者」等等,都是妙绝千古的真知灼见,这是这本书的另一重大价值。 此外,《棋经十三篇》还第一次阐述了棋手的品质作风等问题。书中提出了「胜不言,败不语」,「安而不泰,存而不骄」等评走棋手品质作风的标准,认为这关系到一局棋的输赢,关系到棋手水平的提高。这些观点至今还为棋手们所称道。 总的来说,《棋经十三篇》总结了历代下棋的宝贵经验,全面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典的围棋理论。这是围棋史上最重要的理论著作。 《棋经十三篇》问世九百年来,历代棋手都受到了它的影响。据《棋经十三篇?跋》的记载,此书一问世,就受到包括刘仲甫在内的宋代棋手的重视,「人人皆能诵此十三篇」。

李逸民编着《忘忧清乐集》是这一时期的另一部重要棋书。 《忘忧清乐集》书名来自宋徽宗的题诗:「忘忧清乐在枰棋」,全书分为四部分:一、文字部分,包括《棋经十三篇》、《棋诀》、《论棋诀要杂说》等重要著作;二、全局棋谱,其中有著名的《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四仙子图》等;三、边角的着法,包括有座子的与无座子的着法;四、棋势,每个势子各有专名,相当于今天我们所说的局部死活。 《忘忧清乐集》的价值,在于它保存了《棋经十三篇》、《棋诀》等重要论着,保存了一些古谱(包括宋代大棋手刘仲甫的对局),而书中所载的那些边角着法和棋势,也不无参考价值。 《忘忧清乐集》在元、明两朝,流传并不很广。清初钱曾见到此书,非常高兴(见所着《读书敏求记》),清嘉庆年间,黄丕烈收集到仅存的宋刻本。本世纪初,徐乃昌依宋刻本影摹出版了《忘忧清乐集》,从此流传下来。

元朝也流传下来一本驰名中外的棋书:《玄玄集》(又名《玄玄棋经》)。该书由元代大棋手严德甫主编,晏天章帮助整理刊刻。这本书刊印于元至正年间。 《玄玄集》书名来自《道德经》中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是用来比喻棋图着法精妙的。全书共分为」礼」、「乐」、「射」、「御」、「书」、「数」六卷,内容比《忘忧清乐集》还要丰富。第一卷也是文字部分,收有班固的《弈旨》、马融的《围棋赋》、皮日休的《原弈》、吕公的《悟棋歌》、《四仙子图序》、张拟(一作张靖)的《棋经十三篇》、刘仲甫的《棋诀》等篇。二、三两卷,重点是边角走式,还有让子局谱和术语图解。四、五、六三卷,共有三百七十八个棋势图,是全书中最重要的部分。 《玄玄集》在我国古代有深远影响,直到今天,价值仍很大。在日本,此书也很受重视。


第八章 明朝时期

围棋到了明朝,大为昌盛,名家好手辈出。 明太祖朱元璋很喜欢下围棋,相传南京胜棋楼就是他和徐达下围棋的地方。不过,在历史上,他却是以禁棋出名的,他曾下令:「在京军官军人下棋的断手。」又建造了「逍遥楼」,专门囚禁赌博、下围棋的老百姓。禁棋的部份原因是明人赌棋之风极盛。 明人叶春及就提倡要戒赌博、铺牌、弈棋、双陆等「无益之事」,甚至乎不赌财物也不应该做。

相礼是明初大国手,多才多艺,能诗善画,「尤精于弈,当世无敌」。明太祖虽说禁止别人下棋,却禁不住自己对围棋的嗜好。他曾把相礼召至京城,命其与燕王对弈,并赐以重赏。比相礼晚十余年的楼得达也是江南人,他为人所知时,相礼独霸棋坛已相当久了。

《宁波府志》上有一段楼得达与相礼比弈的故事。那是永乐初年,明成祖把楼得达召进京,命他与当时的棋霸相礼对局,相礼很骄做,自以为天下第一,胜券稳操,因而瞧不起楼得达。赛局未定,明成祖已命人悄悄地把画有冠带的纸放在棋盘下,准备赐给胜者。棋一连下了几盘,结果楼得达大胜相礼,明成祖当即赐予冠带,相礼独霸棋坛的时期就此告终。

其实,当时能抵挡相礼的棋手,也许不只楼得达一人,限于古时交通不便,不可能都有进京交锋的机会。据史载,吴中一带的唐理,棋力也不弱,他曾在阳羡山中,遇上一位道士,并和这道上下了三天三夜的棋。唐理还把下棋的本事亲授给他的女婿,后来他的女婿棋力与他相当,能同他一决雄雌。 假如唐理能有幸被召入京,恐怕也会与那些棋霸争个高低。

明代许多棋手都很好强,甚至连皇上都不让。刘景就是这幺一位棋手,他常陪明成祖下棋,经常是以他的胜利告终。成祖下得没情绪了,对刘景说:「你不可以让让我幺?」刘景回答:「可让的我让你,不可让的,我是不能让的。」刘景与贾玄在这点上形成鲜明对照,刘景真不辱棋手这一称号。

明仁宗年间,朱熊棋艺颇有名气,到了明孝宗时代,称雄棋坛的,是赵九成。他进京下棋,没有敌手,顿时名声大震,孝宗知道后,马上将他和京城名手一同召进皇宫燕殿下棋,赵九成有许多独出心裁的招式,连连得手,看得孝宗大开眼界,赞叹道:「真国手也!」后来,孝宗赐了赵九成一个官职。

当时棋坛还有一位「怪手」叫范洪,《宁波府志》记载,他「弈棋以自娱,与人弈,常随其人高下,不求大胜,然终不一挫衄。」当时人把他与画家吕纪等三人,合称为「四绝」。

围棋到明武宗时,名手已多如牛毛,并逐渐开始形成流派,各派的棋风显示出不同的特点,这是围棋发展史上重要的一页。据《弈旦评》、《宛委余编博物志》记载,明武宗时,棋界形成三派。

一派为永嘉派。这一派中鲍一中年龄最大,出名也最早。他又名鲍景远。著名作家吴承恩着有《围棋歌赠鲍景远》,上面说鲍景远二十岁时,已被誉为海内第一,「纵横妙无匹」,「处处争雄长」。四十多岁时,还参加过几次著名的围棋比赛。吴承恩称他为「棋中师」,王世贞说他「弈品第一。王世贞认为鲍一中棋风特点是「巧」。这一派里的李冲比鲍一中出名晚,棋力似乎也不如鲍,被评为第二。他自己对此不服。到了暮年,曾与京师派李釜交战,惨败而归,以致不敢再与李釜对弈。这一派里还有几位较有影响的棋手,他们是周源,徐希圣,周厘。前二位出现较晚,周厘与鲍一中同时,鲍称他的棋「咄咄逼人」,甚至有点怕他。

另一派为新安派,这派的汪曙比永嘉派的鲍一中棋力差些,晚一些的程汝亮是这派的中坚。程汝亮字自水,《仙机武库》和《弈时初迭》中都收有他的遗局,其局「布局工整,奇正迭出,取舍各尽其妙。」王世贞认为他有以守为攻的特点。他与京师派的李釜也是劲敌,他败的次数多些,也是心里不服气。可惜过早地离开了人间,未能最终争回这口气。

第三派为京师派,有颜伦、李釜这些高手,颜伦工于计算,常常不差一道。他遍游全国,很少对手,王世贞说他棋风稳健。李釜又名李时养,他比颜伦稍晚,但棋力不在其下,能与颜伦争高低。颜伦就因为怕输给他有碍名声,不敢与他抗衡,躲到吴中去了。前面已经提到,永嘉派的李冲,新安派的程汝亮都曾是他手下败将。吴承恩在《后围棋歌赠小李》中,认为他棋力「绝伦」,王世贞说他偏于力战。

在《宛委余编博物志》中,王世贞评价说鲍一中、程汝亮、颜伦、李釜四人虽然风格各异,攻守侧重不同,但此四人「以当明第一一品无愧之」。

三派之外,还有八闽、四明、六合、广陵等小派别。当时,有几位少年棋手,初露头角,一鸣惊人,很受重视。

福建人蔡学海是少年棋手中较有影响的一位,撰有《蔡学海遗谱》,今尚存。余姚人岑干也是一位少年棋手。《绍兴府志》上说,余姚一向风行围棋。岑干很小的时候,跟随父亲游武林,一出去就是一天,家里人不知道他玩什幺,为何如此着迷。后来他才告诉家里人,是和一些孩子下棋。长大以后,棋下得更好了,他便进了京城。一班达官贵人都请他去下棋,一时名声大震。当时,号称「天下第一手」的颜伦住在京城,他已是龙钟老叟,也把岑干请去下棋,但败在岑干手下。但岑干赢他也是经过一番鏖战的。岑干曾对别人说,「我与颜伦下棋,必须闭门静养十天才可以。」可惜,这位早熟的棋手不到四十岁就亡故了。他曾着有《弈选》一书。

另一位棋手方新,又名渭津,字子振。《江都县志》上记载,方新六七岁时就会下棋。小时候,他父亲与人下棋,把他放在膝上,下到半场时,方新捂着爸爸的耳朵,悄悄告诉他应在那儿投一子争取主动进攻。爸爸哪能轻信儿子的主意,根本没把方新的话当回事。结果客人赢了棋,还对方新父亲戏言道:「小孩子那能看出我的漏洞?我是不怕攻的。」小小的方新竟不服气,当下复盘,非但一子不错,而且在他提示父亲的地方投下一子,并按他的方案大力进攻。把客人杀得大败。《江都县志》上称方新「精弈有神解」,少年时,已成当地棋王。王世贞曾路过方新的家乡,听说有此神童,当然不肯错过。他正好与「海内第一品」李釜同行,征得友人同意,王世贞为方李二人摆开棋局,第一局,李釜得手,但仅赢一子,第二天,方新又来下,终于战败李釜。对于他的神力,人们无法理解,便流传出一个传奇式的故事。说方新小时候在月下偶遇一位老人。老人见面便问他:「你喜欢下棋幺?如果喜欢,明天一早到唐昌观找我,我教你。」第二天,方颗果然去了,进门一看,老人已等候在那儿。老人生气他说:「与老年人约会,年轻人不该迟到。若有诚意,明天再来吧!今天不教你了!」方新恭恭敬敬他说:「我记住您老人家的话了。」次日,方新天没亮就起身了,赶到唐昌观,斜月挂在天上,一抹银光撒在紧闭的大门上。方新在门口静静地站着,不一会,老人拄着手杖,踏着月光来了,见方新已在等他,高兴他说:「现在可以教你了。」老人说着在地上铺上棋盘,一五一十地教了方新四十八种变化,每种变化不过十几着,但都是真正的杀手铜,从此方新海内无敌。《甲乙剩言》的作者胡应鳞把这事记了下来,不过也是将信将疑,有一回路过清源,他找到了方新,问他有无此事。方新的回答是:「这是好事者编造出来的。」 棋力不可能借助什幺不可知的神力,全凭研习,磨砺。方新自小确实喜爱棋艺,八岁上私塾时,便常在功课完成后的时间下棋。先生认为这是不务正业,还打过他。后来见他实在着迷,而且确也下得有点水平,方才同意,这样到了十三岁,天下棋手没有不知方新的了,以后,他还写过一本题为《弈微》的围棋著作。

嘉靖八年廷试探花邢雉山,「以围棋擅名」,他与文学家李开先同榜。李写有《寄邢雉山》一诗,内有「敲棋是处皆无敌」的句于,对邢雉山的棋艺很是推崇。

《宛委余编博物志》讲《弈问》作者王世贞小时候就爱看鲍一中下棋,但当时尚「不能悉其妙」,后来又看颜伦、李釜、程汝亮下棋、「忘寝食者数」。他与当时一些著名棋手都有交往,与李釜私交尤深,常在一起谈论围棋。

嘉靖壬子年举人施显卿棋艺不错,《无锡县志》说他做过县官。晚年棋艺更加精湛,天下无敌手。不过后来还是被后起之秀祝万年杀败。他很不服气,也没有办法。《无锡县志》上还说,万历庚子年间举人秦延焘棋力甚强,在祝万年之上。

生于隆庆末年的王寰,当时棋名也很大。他曾与上文提到的神童方新对垒,争霸棋坛。当时的王公大人都以与他结识为荣。因他是六合县人,俗称「王六合」,很是炫耀,被视为天下第一名手。冯元仲在《弈旦评》中,将王寰称为「极高之低手」,说他的棋「局小,但善守,而能收局。」看来他以稳扎稳打见长。

永嘉人陈谦寿是位性情豪放的棋手,曾多次游历燕、赵等地,以棋会友,驰名天下。邵太仆曾把陈谦寿三字刻在棋盘上,对他非常器重。陈的诗也不错,组织过「诗弈社」,他也写过围棋书。

苏具瞻也是一大家。《休宁县志》上说他天资聪敏,自小对围棋一往情深,十多岁便「擅名海内」,「海内遍有小苏之名」。因少年学成,在棋坛上活动时间很长,直到明末,苏具瞻还与朱玉亭、林符卿、过百龄等较量过。他的著作《弈薮》六卷,自成一格,备受棋界赞誉。《休宁县志》说此书「古今第一,后来棋谱,皆从此脱胎。」

明朝末年围棋名家仍不断涌现,这里将其主要代表,介绍一下。

雍熙曰是被士大夫们赏识的棋手,当时有位叶台山相国,就特别器重雍熙曰。冯元仲评之为「能以收着胜人。」他着有《弈正》一书,收录了不少名谱,书写得浅显易懂,很适于初学者阅读。 朱玉亭是皇家宗室,《弈旦评》说他的棋风承王寰一路,「以资得」,「巧而善战」。但「巧可加于不己者,至遇大敌,则巧无所施矣。」所以冯元仲认为他不善着大局。 「局极大,弃取变幻,为诸人冠」的是范君南。他棋力低于王寰,但天资过人,因而敢下大局,棋风洒脱,不过往往「收局无成」。《弈旦评》称之为「极低之高手」。

明末北京下棋的百姓甚多,当时艺坛有八绝,其中一绝就是阎子明的围棋,据《宛署杂记》记载他与人对弈,尚在布局阶段,就能预知输赢多少,而且计算得很准确,他的记忆力很强,复盘不差一子。 十分难能可贵的是,《登州府志》上介绍的一位自学成才的国手黄旦,他是登州文登县的村民。学成后曾游历四方与人对弈,这是史册上记载的为数不多的出身贫贱的国手之一。

另一位下层出身的国人叫江用卿,他最初只是爱看别人下棋,看而不厌。没几个月,他就看会了,一盘棋不到中盘,他已能预测胜负。他也到过不少地方,没有人能胜他。当时的大学士何艺岳、周挹斋等,都请他去下过棋,江用卿是个有骨气的人,从不用棋去讨好人,《婺源县志》上说他:「局中不知有相国,局外亦不自说为相国客也。」因而很受人们敬重。左司马孙皖桐,曾写了首诗赠给他,其中有一句是:「座上无非且无刺,酒中能狷(耿直的意思)亦能狂。」江用卿棋力很高,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江少年时,游天台遇「异人」教棋。说他下棋不是模仿棋谱,而是」奇创变幻」,是「有神助」。 神话固然不可信,江用卿不墨守成规,在于其刻意钻研,多下多练。《柳轩丛谈》记述了他的一个故事。有一回,有人找到江用卿舍下,说江北某大官请他去下棋。江用卿听说下棋,从不拒绝。他换了衣衫,夹上棋盘,随来人到了中州大官府外。来人让江用卿在门口等候,自己先进去了。江用卿在门外等了半天,那人还没出来,原来那人是个骗子。他跑到大官面前捏造说:因为家穷,儿子多。无以为生,不得已,想把儿子卖给有钱人当奴隶,大官当时便立了文书,给了那人一笔钱让他把儿子领来,那人却推托说:父子情深如海,不忍面别,儿子就在大门外。说完他自己就先从后门走了。江用卿那知其中有诈,等了许久不见人出,正踌躇着要离开,忽听得一家奴唤他去挑水。他又奇怪,又气愤,不知怎幺回事。一会儿,主人手持文书出来说:「这是你的卖身契,你父亲已把你卖了。」江用卿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活见鬼,明明是你不远千里派人请我来下棋的,怎幺不说正经话!谁是我父亲?」他拿出棋盘给主人看。主人说:「那咱们俩先较量一下,如果你赢了,我就信你的话。」江用卿赢他自是不在话下,连赢几局后,那家主人反而十分高兴:「我虽然失去几两银子,但遇到了真国手,收益非浅,值得!」

《武进县志》记载了一老一少两位国手。老的叫高海泉,九十多岁,仍然喜欢下棋。小的叫邹元焕,十三四岁就有棋名,与过百龄、盛圣逢等大棋家齐名。

著名画家盛茂烨的儿子盛大有年轻时就多才多艺,承父业擅长画山水兰竹,对围棋也十分精通,棋名很大,常与过百龄、吴孔柞等角逐。直到清初还很活跃,来往于江淮之间,康熙年间为黄龙士所杀败。盛大有的棋风特点,徐星友评价说:「大有自成一家,局面欠醇正。」

在众多国手中,也有自大之人,《弈旦评》中提到林符卿,说他常对人宣称:「要是没有我,四海之内,尚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对我来说,不光能赢我的人找不到,就是对手也是没有的。我不去效法古人棋谱,而以棋盘为师。即使是神仙下凡,我也可以让他三子。」但是后来过百龄与他连战三局,他竟连败三局。

明末还出现一位女棋手薛素素,她是明代唯一有史料可查的女棋手,她是苏州人,多才多艺,棋、诗、书、琴、萧、绣等,无不工绝,有「十能」之称,是位有才气的女子。

围棋的高潮终于到来了。这个高潮是由一系列名棋手的高超棋艺及重要的棋书发展而来的。掀起这个高潮的,是明末过百龄。

清朝秦松龄写过一篇《过百龄传》,记述了这位高手的生平。 过百龄,又字柏龄,名文年,生于无锡一个颇有名望的家庭,他从小聪明,喜欢读书。十一岁时,过百龄看别人下棋,很快就明白了虚实、先后、进击、退守的道理,「这没什幺难学的!」他对别人说。以后他与人下棋,就经常取胜。这使得乡里人都非常惊奇。

不久,有位、福清叶阁学台经过无锡,此人擅长围棋,棋品二级,很想在无锡找个对手下棋,乡亲们知道了,把过百龄找到学台面前。学台见对手竟是乳臭未干的小孩,惊讶不已,双方坐下后,连着几盘,都是过百龄赢。带百龄来的乡亲有点害怕了,就悄悄对他说:「学台是个大官,你怎幺能总赢呢!可以假设败局呀。」百龄听后很生气地说:「下棋是小事,用这来讨好人,我感到羞耻。况且,叶公品德高尚,他怎幺会和一个小孩过不去呢?」叶学台果然不计输赢,并由此十分器重过百龄,约他一同北上。过百龄以学业未完为名,婉言谢绝了。

打那以后,过百龄名震江南,对棋艺也愈加精益求精了。没隔几年,过百龄觉得可以出去试试了,这时,京城的公卿们也已知道了他的大名,并写信请他去。过百龄决定北上。」 过百龄到京后,便遇到了常与公卿贵族来往、骄狂一时的著名棋手林符卿,此人见过仅是一少年,很轻视他,有一天,公卿们聚在一块喝酒,林符卿和过百龄也都在座,自以为天下无敌的林符卿认为这是展示自己棋力的好机会,便对过百龄说:「你我同游京师,到如今都没交过手,今天我们何不各尽所长,较量一下。让公卿们也高兴高兴。」公卿们听了,纷纷叫好,并拿出银子作为胜者的奖品。但过百龄却一再推辞,执意不肯对局。林符卿见状,更得意非凡,逼着过百龄非下不可。无奈,过百龄摆下了棋局。第一局才下了一半,林符卿就感到局势不妙了,急得脸和脖子红一阵白一阵。过百龄神情自若,下得很从容,投子布局似乎随随便便,全不费力。第一局林符卿输了,他不甘心,接着又下了两盘,结果他未捞回一子。观战的公卿们一个个都呆了,林符卿一向是棋坛一霸,今天被过百龄战胜,霸主的位子不再是林符卿的了,于是,过百龄独步棋坛的时代开始了,他的名声也震动了北京。

在这同时,过百龄住处的房主人因事被捕入狱,好心的朋友劝过百龄:「你是被捕者的房客,还不赶快躲起来,不然就大祸临头了。」过百龄不以为然,对朋友说:「主人待我很好,今天他有难处,我却跑了,这是不义的。而且,我与他交朋友,并没有干过什幺坏事,为什幺我要遭祸害呢?」一段时间里,与这家房主有交往的人都被捕了,唯独过百龄平安无事。没过多久,过百龄就回无锡隐居了。

《无锡县志》中也有关于过百龄的记载,说他不论远近,只要是好手,就要前去与之较量,他自己请人来下棋,棋手们都不敢来。他是公认的国手。几十年间,天下棋手莫不「以无锡过百龄为宗」。

清朝诗人钱谦益写过《京日观棋六绝》一首,特注明「为梁溪弈师过百龄而作」。诗写于清朝顺治年间,当时过百龄仍是棋坛霸主,至此,他执坛牛耳已数十年之久。钱谦益以「八岁童牙上弈坛,白头旗许谁干」概括了过百龄的一生。 过百龄棋着很多,有《官子谱》一卷,《三子谱》一卷,《四子谱》二卷。 《官子谱》价值很大,是我国古代一部全面地、透彻地研究围棋收官子的重要著作。此书现在日本已有译本。 《三子谱》全名是《受三子遗谱》,可以说是一部围棋教科书,对于学棋,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这本书里记载了二百零四种着法变化,其中「大角图」四十四变,「大压梁」五十变,「倒垂莲」六十变,「七三起手」五千变。此书由林符卿、周懒予、汪汉年、周东候、汪幻清、盛大有六人审定,校阅者前后共达二百二十七人。可见《三子谱》影响之大,传播之广。 《四子谱》着重于围棋的各种着法和变化,其中,「镇神头式」六十一变,「倚盖式」一百七十八变,「大压梁式」一百十一变,「六四起手式」三十变,「七三起手式」五十七变,共计四百三十六变。书上每图都有详细解说,非常精辟,有不少概括了围棋着法上的普遍规律,时至今日,仍能指导围棋实战。

过百龄毕生从事于围棋的探索和研究,不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做出了卓越贡献,使我国围棋发展到了一个新水平。继之而起的周懒予、黄龙士、徐星友等人,都是在过百龄打下的基础上,继续朝前发展的,直到清干隆年间,出现梁魏今、程兰如、范西屏、施襄夏等一系列棋坛俊杰,使中国围棋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而这一切与过百龄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明代棋书很多,明末《桔中秘》说:「弈谱充栋」,并非夸张之词。除上述以外,重要的还有:《适情录》二十卷,林应龙着,明嘉靖四年(1525年)刊印。前八卷包括棋谱三百八十四图,是林应龙与日本棋手僧中虚合编的。九卷以下为林应龙独自编写。此书用军事名词术语为题;并把棋盘分为九个区,称为「九宫」。 《秋仙遗谱》十二卷,诸克明编,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刊印。此书是明代颇负盛名的棋谱。诸克明「性好弈,深知用谱之说」,他这部著作「每出新意,以补古人之不及」,编书的目的是使棋手们「俱有谱之可依」。 《仙机武库》八卷,著者陆玄宇父子,是明万历年间著名藏谱家。此书是从当时几部著名棋谱及对局中选录编辑的,有很高的价值。后来过百龄重新整理、校订了这部书,使其内容更为丰富。 《万江仙机》二集一百局,残本,明潞王朱常涝辑。据考证,这本书里辑的棋谱都是棋手拟出来的,即所谓「出局」,不是对局的记录。棋谱中有很多走法很奇异,与后来的走法不大一样。


第九章 逐渐衰落的清朝时期

「诸子争雄竞霸,累局不啻千盘。」这是王燮在《弈墨?序》里描绘的清初棋坛盛况。当时,「海内国手几十数辈,往来江淮之间」,新老棋手交相竞逐,比赛频繁。老将过百龄仍独步棋坛,棋力不减当年。不久,周懒予奇峰突起,棋力超过过百龄。他的生平事迹,周赏的《周懒予传》和徐星友的《兼山堂弈谱》记载较详。

周懒予是嘉兴梅里镇人,名嘉锡,字览予,后来名声越来越大,因同音而被人讹传为懒予。周懒予的祖父周慕松,下得一手好棋,懒予五六岁时就喜欢看祖父下棋,并开始懂得攻守应变之法。几年后己精通棋艺,小有名气。郡国公卿中开始有人拿出银子请四方高手与周懒予会棋。懒予每次都得胜而归,所得银两孝敬父母,父母很为儿子自豪,从不阻拦他外出下棋。 懒予长大了,小说又迷住了他,他爱读小说,也不误下棋。和人对弈时,对手握子思考的时候,他埋头读书,等对方投子之后,他再抬起头来应棋投子,然后接着看书。所以一局完了,对方常汗流背,他仍从容自如。而且,看小说一点不影响他对棋局细致的观察,有时,一局纔过半,他就对人说你将输几路,待棋局终了,多半不差分毫。

这时,周懒予已和过百龄交上手,过百龄已进晚年,尚未遇对手。周懒予年轻力壮,棋锋锐利,他俩下棋时,观棋的人围得像墙一般厚实,虽然两人各有胜负,但周懒予显然已开始占有优势,这就是著名的「过周十局」。此后,周懒予在棋坛领先己成定局。

没过几年,山阴的唐九经邀请天下名手在武林两湖下棋。当时去了十多人,周懒予名声最大,其它棋手便商议着联合对付他。开赛后,十几位棋手车轮大战,轮流出场与周懒予较量,共下了十来天,结果还是周懒予获胜。当时两位后起之秀周东侯、汪汉年,初出茅庐,棋力强盛,大有雄视一世的气魄,但也被周懒予杀败。不过从棋谱看,每局胜负都在「几微毫发之间」,可见争夺还是十分激烈的。 周懒予承袭了前辈优秀棋手的良好棋德,棋艺虽高,但很谦虚。开始与过百龄对弈时,为了表示对前辈的尊敬,几次坚持不肯下对子。实际上,周懒予当时棋力已在过百龄之上,他这么做,许多人不解。有人问他:「你的棋艺是不是到顶峰了呢?」周懒予说:「现在的棋手虽不如我,但每次局后复盘,我都能看出许多不当的地方,离顶峰还远呢!」

周懒予出身贫寒,但并不珍惜金钱,他下棋得了不少钱,常在赌场上一下输光。最后,两袖清风,空手还乡。

关于他的结局,有不少传说。有人说他去了西疆,被一位国王留住,在那几结婚并有了孩子。又有人说他去大海中的一个岛国,在那里受到了热情款待。较为可信的还是徐星友在《兼山堂弈谱》中的记载:「(周)东侯言懒予(与姚吁儒)对局后,未旬日而下世。」其时大概在康熙初期。

周懒予的棋风特点是:变化多端,轻巧玲珑,处处争先。周员说:「究其(指周懒予)所以胜者,持先而不失也」。确实,处处争取主动权是他的最大特点,即所谓「宁输数子,不失一先」。 徐星友在《兼山堂弈谱》中,还记载了周懒予在棋艺上的独创手段,他说:「过(百龄)周(懒予)倚盖起手,最为尽变。」从流传下来的过周遗局上看到的起手布局都是「倚盖定式」,着法紧峭,克服了前人创造的「镇神头」、「金井栏」等定式较松弛的缺陷。徐星友的书上还说:「应双飞燕两压,其着法始于懒予,最为醇正。」「双飞」着法沿用至今,它就是周懒予经常使用并使之流传开的。 周懒予的棋着有《围棋谱》一卷。此书原本亡佚,现传的是同治十二年苏州复刻本。

继周懒予之后,新起的著名棋手有汪汉年,周东侯二人,他们都被列入「清代十大家」之中。 汪汉年,安徽天都人。清顺治年间,「汉年与周东侯遇于广陵,争胜负十余局,一时名噪,遂分秦晋。」据《眉山墅隐?跋》引录程兰如的话说:「汉年天分高,用意曲其精微奥妙。」汪汉年的著作,有《眉山墅隐》一卷,这是我国古代棋艺家编选时局谱中少偏见的典范。徐星友曾说:「季心雪《弈墨》、(周)东侯《弈悟》、(盛)大有《弈府阳秋》,皆抑人扬己,各有存私。此谱(指《眉山墅隐》)随弈随梓(出版),一秉至公。它如《不古编》有篡改之弊,《弈慧》、《弈涂》、《弈遇》之类,更不足道。《眉山(墅隐)》一谱,虽不无利钝,然大方正派,无纤巧之习,固当做视诸谱也。」 周东侯,名勋,安徽六合人。青年时期与汪汉年棋力相当,中年后棋艺大长,超过了汪汉年。论者称他的棋「如急,回澜,奇变万状」,也就是说,他的棋路古怪多变,不拘一格。他最擅长攻杀,即所谓「偏师驰突」。周东侯认为,下棋是为了研究棋艺,不是为了输赢。所以,他赢了不骄傲,输了不气馁。他说:「局中义理之所在,务领推移应变,若稍有余蕴,必不能淋漓酣畅,高手以胜负源于胸中,故往往中止。」后来,黄龙士棋盖天下,当时棋手望风而靡,只有周东侯一人敢与他对弈。人称黄龙士为龙,周东侯为虎,周东侯因其棋高德尚,深得人们敬重。晚年,他专心培养后代,撰有《弈悟》,《二子谱》,《四子谱》等著作。

黄龙士、徐星友争霸棋坛

在过百龄和周懒予的基础上,中国围棋史上又出现两座高峰:黄龙士和徐星友。

黄龙士,名虬,又名霞,字月天,江苏泰县姜堰填人,生于清顺治八年(1651年)或十一年(1654年)。黄龙士天资过人,幼小时棋名已闻达乡里。后来父亲就带他到北京找名手对弈。康熙三年他在门宁初谒杜茶村时,他的棋艺距国手还差一截,第二次谒见杜的时候,他已一跃而为国手。他与在棋坛驰骋五十余年久负盛名的盛大有下过七局,获得全胜。在清初「群贤蔚起,竞长争雄」的状况中,黄龙士鹤立鸡群,「一切俯视之」,夺得霸主地位。前辈大家周东侯,此时棋力亦在黄龙士之下了。

人们将黄龙士尊为棋圣,他和思想家黄宗曦、顾炎武等人并称为「十四圣人」,可惜黄龙士「享年不永」,刚到中年便撒手人寰了。

黄龙士对局实践对围棋发展的最大贡献,在于他转变了围棋的风格。在他之前,棋风局面狭窄凝重。黄龙士使棋风大变,局面开阔,轻灵多变,思路深远。 对黄龙士的棋风特色,后人评价甚多。徐星友这样概括黄龙士的棋:「寄纤浓于滔泊之中,寓神俊于形骸之外,所谓形人而我无形,庶几空诸所有,故能无所不有也。」「一气清通,生枝生叶,不事别求,其枯滞无聊境界,使敌不得不受。脱然高蹈,不染一尘,臻上乘灵妙之境。」总的来说,黄龙土对局时考虑全面,判断准确,力争主动,变化多端,不以攻杀为主要取胜手段。

黄龙士着有《弈括》和《黄龙士全图》。此外,邓元穗还将黄龙士的七十盘对局集成《黄龙士先生棋谱》。黄龙土为《黄龙士全图》写的《自序》是他经验的宝贵总结,见解独到精辟。如他谈到布局和全盘战略时说。「辟疆启字,廓焉无外,傍险作都、扼要作塞,此起手之概。」谈到攻守和战术原则时说:「壤址相借,锋刃连接。战则羊师独前,无坚不暇:守则一夫当关,七雄自废。此边腹攻守之大势。」谈到对形势判断时说:「地均则得势者强,力竞则用智者胜,着鞭羡祖生之先,入关耻沛公之后,此图失之要。」谈到策略时说:「实实虚虚之同,正正奇奇之妙,此惟审于弃取之宜,明于彼此缓急之情,」这些都是黄龙士从对局实战中总结出来的真知的见,也显示出黄龙士自己的棋风。

继黄龙士之后称雄棋坛的是他的学生徐星友。

据《杭州府志》记载,徐星友名远,钱塘人,他的书法绘画都很好,尤其擅长围棋,据说徐星友学棋时间较晚,最初是师从黄龙士。星友专心致志,刻苦用功,所以棋艺进步很快。当他达到和黄龙士相差二子的程度时,黄龙士仍以三子相让与徐星友下了十局棋。这十局棋下得异常激烈,当时就被人们称为「血泪篇」。之后徐星友棋艺猛进,终于达到了与先生齐名的水平。

徐星友出名后,和历代名手一样,开始游历京城,一班闲极无聊的达官贵人又如获至宝,徐星友取代前人,成了他们的座上客。对徐星友来说,京城只意味着更多的对手和机会,其棋艺则有了个更广大的发展天地。进京不久,徐星友就听说一位高丽使者,自称棋弈天下第一,徐星友前去会棋,结果一连赢了他好几局,从此声价更高。

徐星友在京要站稳脚,自然也少不了与前辈棋手的一番恶斗。当时老棋手周东侯尚在,著名戏剧家孔尚任就曾在某显贵家观看过周徐两人对弈。这盘棋从吃完早饭时下起,每着一子,双方都沉思良久,琢磨再三,直下到中午方下完。计算结果,周东侯输了两子。孔尚任观此局有感,写了一首诗:「疏帘清簟坐移时,局罢真教变白髭。老手周郎输二子,长安别是一家棋。」

徐星友在棋坛上大约风云了四十余年,康熙末期,徐星友在京遇到新星程兰如,这回是徐星友自己落入周东侯当年的境地,成了程兰如手下败将。徐星友自知大势已去,从此隐归故乡,开始他的著作生涯。

徐星友的棋风,最重要的特点是「平淡」。这大概是因为师承黄龙士的缘故。在徐星友写的《兼山堂弈谱》中,对他自己的棋风,有这样的论述:「冲和恬淡,浑沦融和」,「制于有形,不若制于无形」,「善战而胜,曷若不战屈人」,「闲谈整密,大方正派」等等,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战屈人」,这是「平淡」的根结。所谓「不战屈人」,就是不靠激烈的厮杀获胜,而是一点一点地侵蚀,直到取得最后胜利。这可说是所有围棋战略战术中最难掌握的。这种含蓄、不露锋芒而又坚强有力的棋术,非一般人所能达到,它对后世影响甚大。

徐星友后半生倾注全力撰写的《兼山堂弈谱》是我国最有价值的几部古谱之一。明朝以前的棋谱,一般只列姓名图势,不加评断。明朝中叶起,有的棋谱开始加些评语,但也是寥寥数语,读者获益不多,清初一些棋谱,如吴贞吉的《不古编》、盛大有的《弈府阳秋》、周东侯的《弈悟》等,开始改变过去评语过于简单的不足,但终因水平有限,辞语多含糊不清,不确之处俯首可拾。徐星友的棋着,精选了过百龄、李元兆、周懒予、盛大有、汪汉年,周东侯、黄龙土等国手有代表性的各局,详加评注,观点颇为中肯确切。徐星友结合了自己一生的对局经验,对各盘各局的得失作了认真的研究分析后,对各家名手的棋风进行了深刻的总结。

四大家

清康熙未年至嘉庆初年,棋坛霸主不再是某一个人,而是出现了一群人,梁魏今、程兰如、范西屏、施襄夏,被称为「四大家」。清人邓元穗说:「本朝国弈,以梁、程、范、施为最着,范、施晚出,尤负盛名。四家之弈,高深远计,突过前贤。」这四个人可以说是代表了我国古代棋艺的最高水平,由此形成棋坛空前兴盛的局面。

梁魏今,又名会京,山阴人。他被列为四大家之首,并非因他棋艺最高,而是因他年龄最长,出名最早。据考,他大约生于康熙前期。 梁魏今自幼学棋,年青时曾与徐星友比试多局,互有胜负,不相上下,程兰如击败徐星友驰名棋坛后,梁魏今和他也有过较量。邓元穗从两人对局中辑出十四局,编入《四大家棋谱》,其中程胜十局,梁胜四局,但胜负都不悬殊,有的仅半子之差。 梁魏今中年以后,曾教授过范西屏,施襄夏,这两位后进者也都说少年时受梁魏今教益良多。范西屏十余岁时,梁魏今曾授以三子。雍正八年,梁魏今在湖州又授先与施襄夏对弈。

梁魏今可说是四大家中的师长,而范、施二人青出于蓝,棋艺超过了梁魏今。 梁魏今的棋风,以奇巧多变为最大特点。施襄夏在《弈理指归?序》中言:「奇巧胜者梁魏今。」

四大家之二程兰如,名天桂,又名慎诒,字纯根,新安人。他比梁魏今小十余岁,比范、施二人大二十余岁。 据《干隆歙县志》记载,程兰如是著名棋手汪汉年的同乡。他从小拜棋手郑国任为师,学成之后,郑国任就不再与其谈论围棋了,《扬州画肪录》说,程兰如不仅围棋全国第一,下象棋也是国手水平。

程兰如二十岁左右已闻名天下,前面已提到,当时他作为后起之秀在京与年过花甲的徐星友对弈十局,大胜而归,从而成为全国第一。但若干年后,他又被施襄夏和范西屏战败,棋圣地位又被他们取代了。

程兰如的棋风特点是稳重有力,施襄夏概括为:「以浑厚胜。」 干隆十九年九月,程兰如年逾六旬,但仍「丰神闲静」,他与新秀韩学之,黄及侣,在扬州晚香亭对弈一月有余,选其中十五局,由「兰如评骘为谱,以志一时之雅集」,这就是《晚香亭弈谱》。这是程兰如的主要著作,也是最有价值的古谱之一,施襄夏曾「盛推此谱与徐星友所着《兼山堂》同为弈学大宗」。

范西屏(又作西坪)是四大家中的佼佼者,在袁枚的《范西屏墓志铭》和毕沉《秋学对弈歌序》等诗文中,对他的生平都有较详细的记载。 范西屏名世勋,浙江海宁人,生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范西屏的父亲是个棋迷,直下到家道败落仍未尽兴。可惜棋艺始终不高,只把这一嗜好传给了儿子,范西屏三岁时,看父亲与人对弈,便在一旁呀呀说话,指手画脚了。

父亲见儿子与己同好,甚是欢喜,唯恐儿子和自己一样不成气候,当下带儿子拜乡里名手郭唐镇和张良臣为师,棋艺日见长进。不久,两位老师的棋力都不及他了。父亲又送他拜山阴著名棋手俞长侯为师。俞长侯棋居三品,有这位名师指点,范西屏长进更快,十二岁时就与俞长侯齐名了。三年后,西屏竟已授先与先生下了。他与先生下了十局,先生完全不能招架学生的凌厉攻势,均败在学生手下。从此,俞长侯不再和他下棋。他十六岁时,便成为闻名天下的国手。

范西屏学成时,正值雍正、干隆年间。他和俞长侯同住松江,受到棋艺家钱长泽的盛情招待。十余年后,范西屏再访松江,帮助钱长泽,「晨夕参研」成《残局类选》。

范西屏出名之时,天下太平,大官们多闲聊无事,他们争着拿银子请强手与范西屏较量,以此为乐。当时棋林高手梁魏今、程兰如、韩学之、黄及侣都纷纷败在范西屏手中。棋手胡兆麟,人称「胡铁头」,棋力甚凶猛,也常是范西屏手下败将。

当时能与范西屏抗衡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四大家之一的施襄夏。不过,据各种史料记载来看,施襄夏思路不如范西屏敏捷灵活,两人对弈,施襄夏常锁眉沉思,半天下不了一子,范西屏却轻松得很,似乎全不把棋局放在心上,甚至应子之后便去睡觉。有一回对局,范西屏全局危急,观棋的人,都认为他毫无得胜希望了,必输无疑。范西屏仍不以为然,隔了一会儿,他打一劫,果然柳暗花明,七十二路棋死而复生,观棋者无不惊叹。 范西屏和施襄夏本是同乡,年龄又相仿,未出名前,两人常在一起下棋。后来他们相继成为国手,便分道扬镰,各奔前程,相聚时便不多了。

据《国弈初刊?序》引胡敬夫的话,范、施雍正未,干隆初曾在京师对弈十局,可惜这十局棋的记录现已无处找寻。以后,干隆四年时,范、施二人受当湖(又名平湖)张永年邀请,前往授弈。张永年请二位名手对局以为示范,范、施二人就此下了著名的「当湖十局」。原本十三局,现存十一局。

「当湖十局」下得惊心动魄,是范西屏、施襄夏一生中最精妙的杰作,也是我国古代对局中登峰造极之局。同代棋手对其评价很高。钱保塘说:「昔抱朴子言,善围棋者,世谓之棋圣。若两先生者,真无愧棋圣之名。虽寥寥十局,妙绝千古。」邓元穗认为这十局是棋中「至当」。

在当湖,范、施除对弈外,主要是教张永年和他的儿子张世仁、张世昌下棋。张氏父于都能文工弈,棋达三品,有「三张」之称、范、施教其间,与三张授子对局,后选出了精彩的二十八局,刻成《三张弈谱》一书。 范西屏和施襄夏棋力远在众多棋手之上,能与他们对子者寥若晨星,一般棋手者如张氏父子,授子后方可开局。当时受棋者从二子到十一子不等。凡让子者,均称指导棋,是当时培养后进的一种较为实际有效的方法。除此之外,范、施二人都亲自面授了不少门徒,为发展围棋事业做了很大贡献。

范西屏棋名已闻达四海,他的学生毕沅曾写了一首长诗《秋学对弈歌》,其中有这样一句:「君今海内推棋圣」。那时,范西屏还不到四十岁。

范西屏晚年客居扬州,当时,扬州是围棋的中心之一。范西屏居此期间,学生卞文恒携来施襄夏的新着《弈理指归》,向范西屏请教。(卞也是施的学生),范据书中棋局,参以新意,写成棋谱二卷。扬州盐运史高恒,为了附冀名彰,特以官署古井「桃花泉」名之,并用署中公款代印此书。这就是《桃花泉弈谱》。范西屏在扬州还写了其它围棋著作。

范西屏晚年还不断下棋。《墨余录》记载:嘉庆初年,范前往上海。当时上海第一棋手是倪克让,其次是富加录等人。倪克让不屑与他人对弈,富加录等人则在豫园设棋局与四方棋手下棋赌钱。范一日来到豫园,见有人对弈便看,见客方将输,便给他出主意,旁边人不高兴了,对范说:「这是赌博,旁观者不能多话。你既然会下棋,为什么不自己来决一胜负呢?」

范西屏笑了笑,从怀里取出一大锭银子,对欢人说:「这就是我的赌注。」看到这么多银子,所有的人都眼红了,纷纷争着要和范对弈。范接着说:「我下棋于不怕别人说话,你们可以合在一起和我对局。」棋没下到一半,对手们已经手足无措,一筹莫展了。于是有人赶紧去报告富加录。富加录赶到,范西屏坦然自若,先授先三子与他下了一局,富加录输了。范西屏再让,富加录还是输了。大家傻了眼。不得不去搬来最后的援兵倪克让。倪克让闻风而至,一见面,二活没说,伸手弄乱了棋盘,告诉众人;「这是范先生,你们哪是他的对手!」这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上海的富豪们纷纷请他教棋。范西屏在西仓桥潘家授先四子与倪克让下了棋,观棋者把对局情况记录下来,编成《四子谱》一书。

范西屏卒年不详,1797年后史料上还有范赴沪对弈一事的详细记载。 范其人耿直朴实,亦不求下棋之外的生财之道。有了钱财,也将一半分给同乡中的困难人家。袁玫对他的为人盛赞不已,说:「余不嗜弈而嗜西屏」,认为那些「尊官文儒」都不及范西屏人品高尚。

范西屏的棋风,前人有不少总结。棋手李步青曾对任渭南说:「君等于弈只一面,余尚有两面,若西屏先生则四面受敌者也。」这是说范西屏全局观念特别强。李松石在《授子谱?序》中谈得更为详细,他说:范「能以弃为取,以屈为伸,失西隅补以东隅,屈于此即伸于彼,时时转换,每出意表,盖局中之妙。」范西屏不很注重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更多地从全局着眼。具体手法就是「时时转换,每出意表」。这种手法不少棋手都有领教,评价甚高。

施襄夏说:「范西屏以遒劲胜者也。」邓元穗说:「西屏奇妙高远,如神龙变化,莫测首尾」。「西屏崇山峻岭,抱负高奇。」毕沉在《秋堂对弈歌》中,也这样描述了范西屏的棋风:「淮阴将兵信指挥,矩鹿破楚操神机。鏖战昆阴雷雨击,虎豹股粟瓦尾飞。乌道偏师方折挫,余子纷纷尽袒左。忽讶奇兵天上下,当食不食全局破。」

清代棋艺家李汝珍谈到四大家时曾说:「此四子者,皆新奇独造,高出往古。而范尤以出神入化,想入非非。」对范西屏如此高的评价并非偶然,他不仅汲取了前人的全部经验,而且有所创见,有所发展。这从他写的《桃花泉弈谱?序》中,可以看出,在这篇《序》里,他先谈到下围棋「实用心之事」,他自己「自髫年爱习前贤之谱,罔不究心。」接着,他谈到了明代棋坛的情况:「有明作者,皆浑而不举,言先后,言虚实,言向背而已,」这是棋谱家的缺点,也是棋手的缺点。他又谈到清朝初年的棋手:「国初弈乐园诸公冥心孤诣,直造单微,于先后之中生先后,虚实之中生虚实,向背之中生向背,各就英分所极,自成一家。堂堂正正,怪怪奇奇,突过前人。」然后,他又谈到了他这一代棋手:「至三十年来,国手则不然,较大小于毫厘,决存亡于官冥。交易变易,时时存一片灵机;隔二隔三,处处用通盘打算。数至此,尽心至此,」范西屏认为,围棋之所以这样不断向前发展,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其不坐困千古也」。这充分说明范西屏不迷信前人的创新精神。李松石还说过这么句话:「范于弈道,如将中之武穆公,不循古法,战无不胜。」

范西屏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并不认为围棋发展到自己这几就停止了。他认为围棋的发展是无穷无尽的。他说:「以心制数数无穷头,以数写心心无尽日。勋生今之时,为今之弈,后此者又安知其不愈出愈奇?」可见这位围棋大师的胸襟是很宽阔的,对围棋事业的发展也是充满信心的。 范西屏的《桃花泉弈谱》二卷,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有影响,价值最大的古谱之一,这本书,「戛戛独造,不袭前贤」,内容异常丰富、全面,精辟地记载了范西屏对于围棋的独特见解。此书则一出版,便轰动棋坛,风行一时,以后重刻版本很多,二百年来影响了无数棋手。

清代棋坛另一高峰当推施襄夏了。施襄夏名绍暗,号定庵。生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卒于干隆三十五年(1771年)。他也是浙江海宁人,与范西屏是同乡。《扬州画肪录》上说,范、施二人系同母异父兄弟,此说未必真实。施襄夏在为《弈难指归》写的自序中较详实地记载了他的生平。

施襄夏从小就读于私塾,是个老实、文静的孩子。他父亲是位雅士,擅长诗文书法,也画些兰竹之类。晚年退隐家中,常焚香抚琴,或陪客下棋。施襄夏念完功课,便坐在父亲身边,看他抚琴下棋。渐渐地,他对这棋艺发生了兴趣,开始向父询问其中的道理。父亲对他说:「学琴需要‘淡雅’,而不能‘繁枝’,学棋需要‘灵益’,而不能‘沾滞’。你瘦弱多病,学琴好些。」于是施襄夏开始学琴了。不过没过多久,父亲发现儿子对围棋的喜爱甚于琴。当时,比施襄夏年长一岁的范西屏从师俞长侯学棋,到十二岁时,已与老师齐名,这使施襄夏十分羡慕。父亲便也把他送到了俞长侯门下。

施襄夏不甘久居人下,他在俞长侯那儿,先生授先三子教了他一年,他便能与范西屏争个高下了,其间,老棋手徐星友也曾授先三于与施襄夏下过棋。老棋手慧眼识真珠,非常看重这位少年棋手,把自己的棋着《兼山堂弈谱》赠给他。施襄夏也果然不负厚望,对这本名著认真钻研数年,受益很大。 施襄夏二十一岁时,在湖州遇见了四大家中的梁魏今和程兰如,两位长者都授先与他下了几局棋,施襄夏从中又悟出不少道理。

两年以后,施襄夏又遇梁魏今,他们同游砚山,见山下流水淙淙,都很兴奋。梁魏今对施说:「你的棋已经下得不错了,但你真的领会了其中奥妙了吗?下棋时该走的就得走,该停的就得停,要听其自然而不要强行,这才是下棋的道理。你虽然刻意追求,然而有‘过犹不及’的毛病,所以三年来你仍未脱一先的水平。」施襄夏细细体会了这番深刻的议论,意识到自己以前好高骛远,走了弯路。从此,施襄夏一变往日棋风,终于成为一代名师。

此后三十年间,他游历吴楚各地,与众多名手对弈,交流棋艺,五十岁以后,和范西屏一样,也客居扬州,教授学生,为培养下一代花了不少心血,他的学生很多,但他始终很谦逊。晚年在扬州,他还写了不少围棋著作,为后来棋手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施襄夏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以自己独特的面貌出现在棋史上的。在《弈理指归?序》中,施襄夏对前辈和同辈棋手有十分精粹的论述:「圣朝以来,名流辈出,卓越超贤。如周东侯之新颖,周懒予之绵密,汪汉年之超轶,黄龙士之幽远,其以醇正胜者徐星友,清敏胜者娄子恩,细静胜者吴来仪,夺巧胜者梁魏今,至程兰如又以浑厚胜,而范西屏以遭劲胜者也。」

正是基于对其他棋手如此深刻的研究分析,施襄夏集各家之长,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史上一颗闪烁异彩的明星。 邓元穗说:「定庵如大海巨浸,含蓄深远」,「定庵邃密精严,如老骥驰骋,不失步骤。」深谋远虑,稳扎稳打就是施襄夏棋风的主要特点。施襄夏自己也说过:「盖穷向背之由于无形,而决胜负之源于布局也。」他在《自题诗》中写道:「弗思而应诚多败,信手频挥更鲜谋,不向静中参妙理,纵然颖悟也虚浮。」施襄夏特别强调这个「静」,他在《凡遇要处总诀》中说:「静能制动劳输逸,实本攻虚柔克刚。」这和他说的「化机流行,无所迹向,百工造极,咸出自然」,「棋之止于中止」,是一个意思。「静」即是」自然」,即是」止于中止」,也就是当年梁魏今对施襄夏说的「行乎当行」,「止乎当止」。这并不是提倡被动。施襄夏一向重视争取主动,他曾说:「逸劳互易忙须夺,彼此均先路必争。」这与「静」是不矛盾的。「行乎当行,止乎当止」,关键还在「行」和「止」都必须是主动的,这样纔可能以静制动,以逸待劳,以实攻虚,以柔克刚,这正是施襄夏棋风的奥妙所在。

施襄夏在理论上也贡献很大,他是在认真总结了前人棋着的得失之后,写出自己的著作的,他十分推崇《兼山堂弈谱》和《晚香亭弈谱》,但也大胆、尖锐地指出了它们的缺陷,他在自己的《弈理指归。序》中说:「徐着《兼山堂弈谱》诚弈学大宗,所论正兵大意皆可法,唯短兵相接处,或有未尽然者。程着《晚香亭弈谱》惜语简而少,凡评通当然之着,或收功于百十着之后,或较胜于千百变之间,义理深隐,总难断详,未人室者仍属望洋犹叹。二谱守经之法未全,行权之义未析也。」这种科学态度是难能可贵的,这使得施襄夏的著作较前人有了很大发展。他的《弈理指归》二卷,是我国古棋谱的典范,是施襄夏一生心血的结晶,可与《桃花泉弈谱》媲美。因此书原文是文言口诀,字句深奥,图势较少,钱长泽为之增订,配以图势,集成《弈理指归图》三卷。 施襄夏死后,他的学生李良为他出版了《弈理指归续篇》,这本书的《凡遇要处总诀》部分,几乎总结了当时围棋的全部着法,是部全面论述围棋战术的著作,是我国古典围棋理论十分少见的精品。这些口诀,都是施襄夏平生实战和研究的心得,句法精炼,内容丰富。以范西屏、施襄夏为代表的康熙、干隆时代的棋艺水准,是整个围棋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

施范之后,又有所谓「十八国手」,但棋艺水平已比二人为低。前面提及的胡铁头胡兆磷棋力很强,大刀阔斧,喜欢大砍大杀。但他毕竟敌不过范西屏。有一回他与范西屏对弈,下至中局,他己窘迫之极,无奈之中,他谎称有病便离开了,但他并未回家,而是直奔施襄夏处求教去了。当他返回来,继续下这盘棋的时候,不料范西屏大笑起来:「定庵人还没来,棋先来了!」实际上,胡铁头的棋始终比范西屏差二子。

比范西屏差二子的棋手还有李步青,但他的棋颇受范西屏称赞。据吴修圃《弈理析疑》说,范西屏五十二岁时,在金陵遇见李步青授二子下了六局,结果各胜三局。两年后,两人又相遇在苏州。这时的李步青已经可以让先了,而且,互有胜负。由此可见李步青的棋艺进步很快,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除了胡铁头,当时还有一位被人称为「金刚」的棋手,他叫童和衷,十四岁时已有棋名。开始与范西屏对弈,范尚让三子,不久,就只能让二子了。童和衷棋风精悍而有魄力,故有:「童金刚」之称,是位很有潜力的青年棋手,可惜未过不惑之年就病逝了。

上节提到的豫园乱局认大师的倪克让,也是当时颇具功力的棋家,他名世成,上海人,《清代轶闻》等书中较详细地记录了他的生平。他父亲倪载岩是位秀才,在家教书之余喜欢下棋消遣。久而久之,倪克让从观棋中有所领悟,以后他和别人下棋,胜者居多。据说池下棋踫到难处时就仰面望天,可一落子,别人就无法对付。所以当时有人说他的棋艺是「天授」的,一回,有位人称「弈品第一」的大官路过松江,听说倪克让的棋名,特把他召来对弈。倪克让成竹在胸,连赢了他二局。倪克让的名声因此更大了,《轶闻》中还提到,倪克让为人古怪,终生未娶妻室。生活极为简朴,家中只一木床,每日坐在床上,客人来访,他竟能一言不发,人们都说他有些「痴」。不过他的棋艺确实精湛,越到晚年越发神妙,江南无敌手。只是在范西屏面前,他仍需授四子。

中国古代围棋发展史中最辉煌灿烂的画面,是由梁、程、范、施四大家和众多的高手共同绘成的。这已毫无疑问。 但不可否认,清朝康熙。、干隆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这一切为围棋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清道光以后,政治腐败,经济落后,文化衰退,围棋的命运日益艰难。 清末棋手水平与前代相比大为逊色。名家如释秋航、潘星鉴、申立功、任渭南、金秋林、楚桐隐、李湛源、周星垣、董六泉、徐耀文、陈子仙、周小松等,距范西屏、施襄夏尚有相当一段距离,关于这一点,王蕴章在《天香石砚室弈选?序》中说:「余尝窃论夫弈之盛衰矣!弈莫盛于有清一代,而其衰也,六于有清一代为最。极盛于施、范,中衰于陈、周。非施、范能盛之,陈、周能衰之也。施、范生于国家全盛之秋,民丰物阜,心无外骛,一枰黑白,若将终生,其以弈名世也固宜。降至陈、周,世变稍稍丕矣。士或怀才不得逞,则奔走为衣食计,手谈坐隐,余事蓄之,有能与陈、周敦盘玉帛狎主齐盟者,已视为登峰造极而不可复进。若更责以迤、范之绝诣,则骇且走耳!」较深刻地揭示了棋事衰落与世事败坏的关系。

陈子仙,名毓性,浙江海宁人。无独有偶,子仙的父亲和范西屏的父亲一样,嗜棋如命,不善治家,以致晚年潦倒,栖身破庙之内;即便如此,仍好弈如故。子仙少年时已成为知名国手,曾随父到江苏常州和国手董六泉对局,当时董已年逾花甲,须发尽白,而陈尚以红丝饰发,相映成趣,一时传为弈坛佳话。

周小松名鼎,江苏江都人。江都属扬州,是棋风很盛的地区。周从小受到熏陶,18岁时向仪征前辈国手释秋航学棋,对弈100多局,棋艺大长。以后又和到扬州来的老国手李湛源对局,受到很高的评价。21岁时已成为著名国手。

纵观我国古代围棋,从产生至发展、提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涌现出许多围棋高手,积累了丰富的初中经验和理论知识,留下了一大批宝贵的遗产。陈毅多次说过:「国运衰,棋运亦衰,国运盛,棋运亦盛。 」从晚清至1949前这段时期,我国围棋随着国力的衰弱也落伍了,棋坛出现了衰落萧条的景象。当吴清源先生少年风华脱颖而出之时,当时中国竟找不到能教诲他成大器的,迫使他东渡日本,发奋学棋,后称雄日本棋坛数十年,成为一颗灿烂的明星。平心而论,如吴先生留在国内,限于当时的棋艺水平,恐怕很难达到如此高的境界。

清末宣统年间,日本五段棋手高部道平来华,和当时高手张乐山、汪耘丰、汪叙诗、金明斋、林治书、王彦卿、陈子俊等人对局,都让二子。如按现行段位制度衡量,中国当时的高手,不过是最低段位的水平。

其中张乐山与高部对局,由受先到二子共下了六、七十局。中国「势子」制度的废弃,并开始采用日本新法,乐山是最早承先启后者。


第十章 民国

高部道平访问中国

光绪末年(约1906一1909),北洋军阀段棋瑞出任保定军官学堂总办。当时保定地区住有不少日本商旅,段氏平日与他们下棋常操胜券。因此在他的意识中,认定日本的围棋不行。恰巧其间有一位日本业余棋手中岛比多吉路经保定,被段氏留住弈棋,结果中岛获胜。观战的日本人趁机宣传日本的围棋强于中国,双方争论不休。段祺瑞自认不是中岛的对手,便从北京邀来几位高手,将中岛打败。

仅过一个多月,中岛就熟悉了中国「高手」们的棋路,反使他们难以应付。于是段棋瑞又邀清两位中国的一流棋手张乐山、汪耘丰前来助阵。二人多次与中岛比多吉交锋,终于使他败下阵来。但是中岛只不过是一个业余棋手,水平大约接近专业初段,所以他与中国高手对弈的给果,还达不到衡量中 日围棋水平的地步。

1909年,日本职业棋手高部道平四段(当时)来中国游访,顺道至保定探望中岛比多吉,中岛告诉他,段棋瑞身边恰好有几位中国最强的棋手,是否愿意与他们一较高下?高部欣然允诺。于是中岛将高部引见给段棋瑞,并分别与张乐山、汪耘丰对弈。

开始双方还摸不准彼此的棋力,所以分先较量,但张、汪二人一经交手,立即相形见绌,节节数退,最后均被高部让至二子,而段祺瑞则被让至五子。直到此步田地,段祺瑞才开始相信中国的围棋不如日本。但他深信高部既然如此厉害,必是日本最强的棋手。当高部谈及日本尚有「本因坊」'能让他二子时, 段氏及他身边的中国棋手均表示怀疑,认为高部无非是想夸大日本的棋艺水平,故作欺人之谈。后来经高部细说日本围棋的历史,以及各派棋家的兴衰,言之凿凿,段氏等人方信其说非虚。

1910年1月,段祺瑞的棋友杨士琦(时任商部右侍郎驻沪帮办电政大臣)奉使江南。召集南方棋坛精英在南京与高部道平对垒,含有正式对抗性质。结果高部应付裕如,中国高手纷纷落马。名宿如王彦青、陈子俊等均被高部让至二子。这些对局都是在杨士琦府邸当众进行,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

不久,高部又应邀到南洋劝业会与张乐山进行多番较 量,由高部让张二子,前后共弈72局,给果高部竟胜59局。张乐山是当时国内屈指可数的高手,不料遭此惨败,其它棋手更是望风披靡。

经过这几次正式的角逐,充分表明中日两国的围棋水平相差的悬殊程度。

北段南张

段祺瑞对围棋的贡献

段祺瑞,安徽合肥人,继袁世凯之后掌握北洋军阀政府大权,号称「北洋之虎」。段虽为军阀,但却是个文静深沉,能诗能文,且酷爱围棋,并喜欢在家招待棋客。正因如此,门下高手们与段对弈,为了不扫其兴,多会卖个破绽,故意败下阵来。老段亦沾沾自喜。

据说他下棋往往采用一种模式:布局时相互围空,中盘时双方围空基本完成,老段便猛然打入对方空内,只求活一小块便。每逢此时,对方总是左右为难,既不敢将打入的棋子吃掉,又不敢在段总理的宝地上动土,因而老段便成了常胜将军。

少年吴清源经名手顾水如介绍,也成为段的座上客,并每月以学费为名领取100元的补贴。他曾与段总理下过一局棋,老段仍象平时那样蛮横无理、盛气凌人,满不在乎地走出无理着法。吴清源毕竟是个孩子,也就不客气地拼命追杀,结果将段总理的棋大部份吃掉。当时在场观战的棋手和随从们都捏着一把汗,最后老段无奈,只好投棋认输,拂袖而去,一整天再没露面。可怜那天大家连照例的早饭都没混上,只好饿着肚子回家。吴清源也被顾水如 训斥了一通。从那以后,段棋瑞再也不找吴清源下棋了。尽管如此,每到月底,吴清源去求取百元的补贴时,老段仍照数发给。

段下棋时的唯一克星是他的儿子段宏业,此人棋术高强,能与座上的一流好手一争短长。当父子两人下棋时,儿子明知父亲好胜,偏不卖账,下手毫不留情,杀个病快,,往往惹得老段勃然大怒。

据说有一次段宏业在外地,老段突然通知说要见他,儿子不知发生了什么急事,匆忙乘火车长途跋涉赶回北京。谁知老段二话没说,先和他下一盘棋,结果儿子又胜老子。老段推枰而起,骂小段说:「你小子除了下棋没别的能耐,马上给我滚回去!」

当年出入段公馆的国内高手,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张乐 山、汪耘丰、顾水如、吴清源外,还有刘棣怀、雷溥申、雷溥华、金亚贤、崔云趾、王幼宸等人。这些人都是职业棋手,但也大多以担当秘书或嘱托为名受聘,出入权贵者的府邸。这样在北京的段公馆内,也就形成了一个全国围棋活动的中心。

段祺瑞不但在自己手下聚集了不少国内的围棋精英,还时常聘请日本高手来华,进行指导。1918年秋,段祺瑞邀请日本广濑平冶郎六段来访,同来的广濑的弟子岩本熏初段是个未满17岁的少年,他同老段对弈时也有失「恭敬」,事后被广濑训斥了半天。

当时广濑所向无敌,却不料在与汪耘丰对弈时,被狠狠教训了一下。这次对局,汪祭出中国传统棋式「金井栏」,广濑不知其中变化,亦步亦趋地落入彀中,终于一输到底,也可以算是一件趣闻。

1919年5月,日本濑越宪作五段来青岛旅游,历时约两个月,夏秋之交前往北京, 受到段祺瑞的欢迎接待。彼时濑越年富力强,棋艺高超,让子棋尤为出色。名手如汪耘丰、伊耀卿等均被让至三子,顾永如因熟悉日本布局,独能受二三子对局。与此同时,段又邀请「本因坊」秀哉来北京,成为当时轰动的事件。其间也发生了一些有趣的纠纷。

当段祺瑞与秀哉对弈时,老段仍要拿白棋,秀哉不肯,坚持必须让子。争到最后,老段虽然同意让子,却死抱着白棋不放,结果就在棋盘上摆上两枚白子。对局前,也有人劝秀哉手下留情,秀哉不答应,说「回去不好交待」。结果秀哉连胜三局。同年11月,秀哉准备启程回国,向北洋政府讨取原先说好的盘缠,老段给他来个闭门不见。秀哉无奈,只好托人说合,约老段再战一盘,故意输棋,换得3000元路费。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命令卫队向北京反帝爱国的示威群众开枪,伤亡百余人,一手制造了举国震惊的,「三.一 八」惨案。4月,他终于被国民军了赶了下台,黯然退居天津寓所,结束了军阀的政治生涯。

段门的棋士们失去了庇护和接济的靠山,只好各奔东西,自谋生路。刘棣怀飘零四方、雷溥华闭门养病、金亚贤颐和园售票、崔云趾开起茶馆,号称天 下第一棋士的顾水如后来也回到土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急欲在华北物色汉奸傀儡,段棋瑞因有亲日的背景,自然成为侵略者笼络的对象。当时的国民政府决定迎他南下,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段祺瑞移居土海,总算成全了民族大节。

1934年,段在上海又一次广召天下棋客,短短数月,段公馆又成了新的围棋中心,棋客们重新聚集到他身边。老段此时虽然只是寓公,但他广有钱财,依旧每客发津贴。棋客们对他也是敬畏如昔。顾水如有一次授他二子,决战三局赌彩,结果竟以一胜二负败北。 汪云丰从北京跑到上海,请老段授他三子,竟一胜一负。老段喜出望外,顺手掷下1000元谢礼。就在这一年,旅居日本的吴清源回国游访,在上海见到段祺瑞。老段知道吴清源在日本声誉日隆,并妻加入日本国籍,不禁深为动容。不久他去庐山养病,见到蒋介石,向之建议提倡围棋,召回吴清源,否则中国的围棋将愈发一蹶不振。蒋介石哪有这种雅性,只是口头敷衍几句,过后也就不了了之。

段祺瑞一生的所作所为,大都可以否定。唯独倡导围棋、支持中日围棋交流,作出有益的贡献。对此,陈毅副总理曾说:段祺瑞之为人不足取,但有一点可取,就是爱好下棋和提倡下棋。对段在围棋方面的贡献,给予了积极的 评价。

张澹如对围棋的贡献

张澹如,名鉴,其上代以经营丝、 盐起家,为南浔刘、张、庞、顾四大巨富之一,在江、浙、 沪及香港、欧美均有产业。但澹如能成为民国时期棋界后台,不仅仅因为他财力雄厚,而且他还有一些政治背景。他的哥哥张静江,早年曾以巨款资助孙中山先生从事推翻满清。辛亥革命胜利后,张静江以党国元老的资格, 一度出任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后改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静江在日本尝从长滨彦八四段学棋,后与高部道平受四子。他有时在上海的寓所举行棋会,招待中日棋客。张澹如则比乃兄更热衷于围棋,他的棋力不弱,落子迅捷,不加思索,高部道平初来时让他三子,后减至二子。澹如于国内棋界交游极广,每日在上海威海卫路寓内招待棋友,从下午2时起,供应丰富晚餐,来者不拒,但亦以高手及知名人士为限。国内棋客来沪之熟捻者,常按月致送津贴,资助生活,使之能够潜心研究棋艺。例如嘉兴名手王子晏初到土海,澹如聘请为「证券交易所」会计,但只是挂名支薪,使子晏成为从事棋艺的「专业」棋手。对于那些生活没有着落的高手,可谓功德无量。

澹如还创办围棋组织,邀新老棋手会弈,并设对局彩金,由账房逐日登记按月分发。使棋客既有一定收益,又有高手指导,棋艺水平得以迅速提高。

不仅如此,澹如还有意识地广收日本棋谱,提倡中国棋手研究日本新法。他经常邀请和接待日本高手来访,支付旅费和对局酬金,促进中日围棋交流。例如1929年7月濑越宪作、桥本宇太郎访问上海,1930年4月小杉丁、筱原正美访问上海,都由张澹如在家室接待,并安排与中国棋手对局。

出入张门的高手,除王子晏外,还有魏海鸿、潘朗东、吴祥麟、陈藻藩等人。

当段、张二氏声势鼎盛时期,南北知名棋客,不入段门,即入张门。实际上形成两大围棋活动中心。开始时界限分明,彼此之间也进行过激烈角逐。20年代末,王子晏高踞南方棋界首席,无能匹敌。北方棋界颇不服气,曾推派顾水如南下挑战,未能得利。1930年又推派刘棣怀南征,获得快胜。

刘棣怀不打谱,不用常规,以扭杀见长,素有「刘大将」之称。他知子晏有局定式极熟,官子尤精,若按部就班,平稳弈去必输无疑。所以一上来就扭住攻杀。子晏素来认真,往往白日鏖战,夜间还苦思冥想,不能成眠。但他患有肺疾,体力不支,给果被刘棣怀打下擂去。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南北棋客串连日久,彼此互相影响声援,界限也逐步沟通。段祺瑞于1936年去世,前已述及。张澹如也因体弱多病,于40年代 初期杜门谢客。自此之后,国内知名棋客失去两大靠山,生活艰难,各奔东西,自谋生路,棋坛的情况愈显凋敝。

总之,民国时期,我国的围棋衰落,「振兴」二字是谈不到的,但是在二三十年代,依赖段祺瑞和张澹如的赞助支持,尚能维持一种小康的局面。在政府方面无力顾及围棋事业的情况,这种私人的贡献更有其难能可贵之处。


秀哉名人访华

1919年秋,段棋瑞通过高部道平,邀请日本棋界第一高 手秀哉来中国,陪同访问的有广濑平治郎、濑越宪作、高部道平、岩本熏等人。

秀哉(1874一1940),本名田村保寿。8岁学棋、13 岁入段,18岁入本因坊秀荣门下。秀荣去世后,成为第二十一世本因坊。他的棋恣肆奔放,机略纵横,中盘算路极深, 常能出奇制胜。

1914年,秀哉被日本棋界公推为九段名人 (日本过去的传统是一个时期只能有一个九段,也称名人)。他的棋艺已登峰造极,独步天下。秀哉的来访使中国棋界深为兴奋,由于「高部旋风」引起的震动,中国棋界已由自满面变得有些自卑,对日本的围棋和秀哉名人自然而然产生钦佩敬畏的心情。秀哉 到北京以后,先与高部道平作示范表演。两大高手正襟危坐,莫测高深,连下三天,棋盘上不过寥寥百余子。不由使中国棋手对日本高手的认真态度,产生极为深刻的印象。这盘棋终于也没下完,就此打了挂,然后由秀哉与中国棋手下让子指导棋。

当时除个别国手被授三子外,其它的人均被让至四子或更多。号称中国第一高手的顾水如被秀哉让三子,获中盘胜,以后顾老常引为平生得意之作。这就是当时中国的水平。

秀哉等日本棋手在北京逗留约20余日,又启程往上海。在上海时,秀哉于张澹如、陶审安等名手,均让四子对 局,使南方棋手惊叹不已。当秀哉欲回国时,上海棋界又盛情挽留,秀哉遂多住一日,然后回国。

秀哉此次来访,以精湛的棋艺使中国棋手大开眼界,也使他们深刻体会到中日围棋水平之间的差距,这是中日围棋交流史土的重大事件之一。

上海的茶馆棋座

近代围棋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自发性质。国家无力支持,没有象日本棋院那楼的全国性组织,没有国家规定的正式比赛,也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因此茶馆就成了棋手们 最经常活动的地方。

上海的茶馆棋座由来已久,至清末民国期间则更趋兴 旺,这是由于各地的棋手逐渐云集上海所造成的。 清末民初,棋手们大扺集会于南市乐圃廊玉液清和松风楼等处。后来外地名手越来越多,又因军阀混战,政局常有变动,华界感到不太安全,便以租界为护身符,广东路的「文明雅集」遂成为过沪名手摆擂登龙之处。该处楼面宽阔,轩窗临街,登楼入室,便有茶水送到,围棋之外,还有象棋;其它还有提鸟笼的,吃讲茶的,有闲阶级专来泡茶聊天的,从午后至昏黑方散。

「文明雅集」歇业后,继之者有 「西园」、「龙园」、「天蟾」、「西洋楼」、「中鑫楼」、 「大罗天」、「凌云阁」、「品芳」等,都是当时较为著名,配有棋座的茶馆。

职业棋手,尤其是一流高手为了谋生,常在茶馆摆擂施教,大凡职业高手自其有相当的吸引力,不但业余爱好者愿意前来求教或观棋,其它高手也会自动寻上门来,以棋会友,广求同好。久而久之,茶馆也就戌为固定的、热闹的围棋活动场所。

一个初来茶馆的人,因人地生疏,只作旁观。但时日既久,人们知道你是为下棋而来,使会有不速之客在你身边就座,并主动招呼,相邀对弈。这些人大多是职业棋客,以赌彩为生。怎么赌呢?即由双方按惯例,临时商定输赢一局得若干钱,同时又计算输赢子数,每一子为若干钱,两者相加即为一局之彩金。如双方互有胜负,可以按局单独兑现, 亦可彼此扺销。但职业棋客既以此为生,能赢不能输,赢了照收不误,输了或暂欠或甘脆不付。

大扺职业棋手的水平总 要高出许多,故能操纵局面,对赢棋较有把握。而一般爱好者为了增长棋艺和觅得对手,又不得不按这种陈规陋习办事,故可将这类赌彩视为学棋而付的「学费」。一般平稳的 对局,每盘胜负不大,彩金自少。对于职业棋手来说是多多益善,因此他们往往把局势搞得天下大乱,强攻胡杀,硬去吞吃下手的棋。下手偶然失误,活棋变为死棋,便成大负,需付的彩金便相当可观。严格地说,这种下法不能视为教棋或学棋,只是一种赌博而巳。因此职业棋手往往对永平较高的请益者心存顾忌,避而不与他们下指导棋,因与他们下未免多劳少得,从谋生的角度看不值得,这自然是把艺术当作商品买卖了。

茶馆中的「跑堂」也往往由略懂棋艺的人担当,他们这类人物不仅仅是茶馆的服务人员,也是棋座的组织者,周旋于棋客之间,巧于应付,对当时茶馆棋座的发展也起了一定 的作用。

前面所述清末民初来上海的围棋前辈,大多是茶馆棋座的常客。其中主要有英星垣、赵育甫、张乐山、王彦青、汪耘丰等人。张乐山、王彦青在沪摆擂时,每局润格索价很高,这是因为他们是名手,身份自然不同凡响。汪耘丰在上海 时,每日必去茶楼,到即拉人对局,性格爽朗,不计较黑白高下,眼明手快,善于等待对方漏着而取胜。旁观者一般都喜欢快棋,因此对他很有好感。但这些茶楼中的高手大多上了年纪,很快便趋于凋零。在新旧交替之际,茶楼中忽然出现一位绰号「小顾」的青年,哄动了棋坛,此人便是后来成为棋界领袖的顾水如。

顾水如,名思浩,江、浙之间枫泾人。水如与乃兄月如,幼年在当地名师指导之下,使有相当基础。后来去北京,1915年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他结识了本因坊秀哉、 广濑平治郎、濑越宪作等人学习围棋。归国后,得到《时报》馆主人狄平子支持,在报端特辟附刊,登载棋局棋话。水如并将林元美八段的《棋经众妙》公诸同好--这是一 部死活谱棋名作。他又用出题征答的方式,先将棋势注销,让读者思考,隔几天刊出答案。后来又去北京定居,为段门座上 =客。日本有些高手访华,因为多是旧识,常与招待联系。晚年居沪,多次召集同好租屋,举办棋室。

1916年前后,上述前辈棋手中,除唐善初硕果仅存外, 其它巳大多不见了。茶楼中后继之职业棋手,比较高级者有吴祥麟、潘朗东、丁公敏等人。

此时茶楼中又发现新星,屡战屡胜,当者披靡。这位新星即是王子晏,名咸熙,嘉兴人。初从吴祥麟受九子,逐步升至对子,终乃超越。棋风稳健细致,尤精官子。当时澹如家中,日本名手络绎到来,在沪诸强者迎战,败退居多,独子晏能应付,二三十局中,胜率达三分之二以上,为日方所赞许,称赞他是南方棋手中的第一人。

陶审安,浦东人,王子晏同辈密友。浦东僻处海滨,没有高手可以请教。审安便自购日本棋书,摆局钻研,熟识日本新式着法,居然自学成才,达到当时一流水平,与子晏分庭抗礼。他俩为切磋棋艺,用通讯方式下棋,将彼此着子按 次序写入棋格纸,互相邮递,从1922年8月开始,至1926年2月,经三年半,创历史土对局时间最长纪录。审安通日语,工文辞,曾为新闻报撰写「东篱弈话」,介绍日本棋界情况。

抗战中,诸职业棋客,有些已经故世,其存者依然靠此营生。引人注目者,有个绰号「白袍小将」的董文渊,杭州人,家贫失学,十余岁时便在茶楼露面,他既无师承,又不看谱,接战中时出巧着。开始时与魏海鸿等受三子,不多时便与争先,继而渐至突破,惟以行为失检,人每望而远之。

上海的私人棋会

茶楼是大众化场所,设备简陋,人声嘈杂。有些封建士夫名流,自高身价,以为和下层社会往还很不光彩,便在自己华屋中举办棋会,招邀同好。早期最知名者,有李子干、李威如兄弟。他们是合肥巨室,席丰履厚,每逢会 集,高明满座。子干曾将宣统元年以前的对局,印为《手谈随录》这时日本新法初来,他们已不用座子,虽技术尚未谙熟,但也可窥见新旧交替着法一斑。

就局谱的内容分析, 子干和当时强手在受先阶段。威如较差,他和《围棋入门》著者徐去疾是棋友,曾在西伯利亚共事,都为中西棋艺交流的先辈。

《手谈随录》载有公弈一局,黑白双方共10人,白方是李子干、杜伯谦、郑欢侯、吴子猷、朱叔庄(当时规例,白方先行),黑方是林贻书、蒋幼士、王子蓉、周诗庭、林新猛。《手谈随录》中载有对局的人,还有丁礼民、蒯礼 卿、陈子俊、常中卿,周五云、汪耘丰、朱性存、张践初、张彩亭等人。其中李子干、林始书、林新猛、丁礼方、蒯礼卿属于士大夫名流类型,汪耘丰、陈子俊、周五云属职棋手,而朱性存、张践初、张彩亭三人棋艺不高,只是一般业余爱好者。从此也可见这个棋会参加者的基本情况。

民国以后,土海的私家棋会逐渐增多,其中著名的,莫过于张澹如家的棋会,前已述及。张门棋客中有一位陈藻藩。字砚香,福州人。清朝马江船政学堂轮机系毕业,任上海江南造船所副所长多年,工诗善画,每以名流自诩,公共场合不轻易露面,但他偶尔参加其它私人棋会,有时在海军联欢社邀友手谈。

其棋艺参合中日新旧之法,谙悉棋理,虽不常下棋,一时诸名手无以胜之。有时有人慕名登门邀请,他必先问:「你还约何人同席?我不喜欢着饶子棋,很乏兴趣。」当告以有顾水如、刘棣怀、王子晏、魏海鸿诸名手在场,则大悦,许以必到。他曾与日本著名棋手濑越宪作受二子一 局(未终局),采用摸仿棋之着法,在受子局中颇为罕见。

棋界名手有不到茶室,而在家自行设局指导后进,风格特殊者,有郭翁同甫,名曾量,福建人,赁屋于沪西赵家。 郭翁之棋,纯用旧法,尝谓日本新式布局各占地盘,每避扭杀,松懈不足观。郭翁擅长饶子, 每局必杀,头绪纷纭,下手每至惊慌失措,于劣势中转胜。在老一辈棋手中,郭同甫的这种着法比较典型,即对棋理不屑一顾,每以扭杀见长。但在日本新法大行之际,郭翁仍持反对意见,也可算是棋界的守旧派。

郭翁虽善饶子,但遇对子局 如王幼宸、汪振雄诸名手,则应付很为费劲,因王、汪均熟谙新法并有实力,不易乘隙。某年在襄阳公园茶室,难得外出露面的郭同甫与名手汪振雄交锋,观者如堵。郭翁本来面目,精心结撰,杀着累累,而振推则毫不在意,随手应答,郭翁仍多方施设,如行荆棘丛中,终难展布所长。可是王、 汪饶二子者,郭可饶四子,因此后进为求增长实力,闻风而,来者络绎不绝,郭翁亦谆淳善诱,毫无倦容。

抗战时期,上海的棋会愈益增多。这时的棋会与前期、 中期不问。前期、中期只以一二处为中心,集名手于一堂,范围较狭。这时的棋会则由集中转为 分散,由多户轮番主持。现将其中较为著名者介绍如下:

当时活跃于棋坛的,有一位张衡甫,艺品较顾水如、魏海鸿等约差一先。但他只是业余爱好者,家有恒产,藉下棋广通声气。他的活动分两方面,一是办理棋会,一是编辑谱录。棋会的名称为「豳风社」,时将局谱送刊布。衡甫以其 商业余屋为招待处,每月举行数次比赛,记数升降,并拉拢一些工商界人士捧场。与「豳风社」同声相应的,有名手王志贤主办的「坐隐弈社」。

志贤于古谱深有研究,曾编《忘忧清乐集》和《玄玄棋经》校订本,手书精校。他在《生报》撰写了大量棋语,每星期发刊一次。此外还有定式、布局、官子等常识。 另有郑少峰、刘子长就旅社辟棋座,编印《围棋月刊》,惜乎只是昙花一现。

此际,家居北方的王幼宸,随农工银行疏散南下,即就职工宿舍招邀同好,参加者有余冠周、丁莲卿、朱郇膏、吴涤生等。涤生乃围棋大师吴清源之兄,艺品亦高,和幼宸、 冠周等旗鼓相当。幼宸有时参加其它棋会,与名手陈砚香对局较多,砚香初授以先相先。

资本家李某、朱某各在其住宅设会,悬彩邀请水如、海鸿作十番棋比赛,闻风来观者济济一堂,艺品高低不等。司会主人艺本不佳,但求热闹,晚间哄饮大嚼,高谈投机生意经,酒肉气殊不可耐。后又改在卡尔登公寓辟室,及至李、 朱出走,会亦星散。

此外在家中设星期棋会者,有李德之、陆成爻、陈大燮、胡文元,以及建国西路之李倜夫、复兴西路之徐宇公等。

在此诸家棋会中,有一出人头地者胡沛泉,当张澹如后期在萨坡赛路(今成都南路)办棋会时,刘棣怀初从北来,沛泉年仅十岁,也作张门座客,初时受五六子,人还矮小, 立在椅子上手挥目送,思路敏捷,上手刚落子,他随即投 去,进步也快,不到两个月,便达二子水平。稍长,留学美国,艺事中辍。回国后,任大学教授。余兴参加私人棋会,汇选高手佳局,油印《围棋通评》。日本《棋道》曾选载其中局谱并加评解。沛泉棋风重视外势,常能掌握主动。后来和大燮均调赴西安,成为该地业余双杰。

北京的茶馆棋座

北京自明朝建都以来,一直是全国政洽、文化的中心, 围棋比较盛行。民国初期,由于段棋瑞的赞助支持,全国高手纷纷云集北京,一时成为全国围棋活动的中心。

私人棋会在一 段时间内热闹兴旺,但也往往因为个人的种种原因,关张倒闭。而大众化的下棋场所会长期存在,更能体现老北京的围棋传统。民国期间,在北京各处的公园和茶馆中,多有围棋设 置。分「棋局」和「白盘」两种类型,每一局棋有彩金的称 「棋局」,无彩金的称「白盘」。象宣武门内的「海丰轩」、 东安市场的「德昌茶楼」,北海公园的「漪澜堂」、中山公 园的「来今雨轩」,都是当时最著名的大众化的下棋场所。

「海丰轩」的门面是一间清茶馆,后院的三间北屋内, 备有老式的方桌、方凳和棋具,环境幽雅清静,非常适合下棋,棋迷们天天聚在这里,下棋都是赌彩的,客人从赌金中,抽出一定比例作为入席费付与店家。吴清源10岁时常随父亲去海丰轩,并且在那里结识了顾水如、汪耘丰、刘棣怀等名 手。吴清源初次和他们下棋,被让五子左右,但不过两三 年,这些名手就已不是他的对手。

北海公园的「漪澜堂」、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环境 幽雅,格调超俗,老北京的棋迷们都喜欢来这两处以棋会友, 聚乐消遣。一些阔绰的棋迷往往自愿提供赏金和奖品,那些 自命不凡的棋士都可以自由参加,为夺取赏金而角逐高低。 少年吴清源在段祺瑞下野以后,也常去这两处下棋,并且赢得了许多彩金。

有一天,《北京晨报》登载吴清源抱着大批奖品的照片和报道。于是,围棋神童出现了,吴清源的名字顿时响遍了北京城。

从清末到民国期间,出入北京茶馆棋室的名手,先有刘云峰、汪云锋,京城素有大峰、小峰之称。后来则有吴清源、顾水如、刘棣怀,其它还有金亚贤、崔云趾、雷溥华、雷葆申、王幼宸、伊耀卿、汪振雄、魏海鸿、吴涤生、胡沛 泉等人。大扺 这些人多属职业棋手,他们去茶馆棋室不仅为满足棋艺方面 的嗜好,而主要是为了谋生,即以彩金来维持日常的生活。

这里想特别谈谈崔云趾,因为他曾长期经营茶馆棋室,他的经历,对于了解民国时期职业棋手的生活状况,颇有典型意义。

崔云趾以下棋为生,出名后,曾在燕京、北大等学府担任围棋课教师,但津贴微薄,生活十分清苦。他 也曾出入段祺瑞公馆,但是段氏下野后,他就以经营茶馆棋室度日,先后开办过「四宜轩」、「三义轩」,以及酒醋局、火神庙等几处茶馆。以「四宜轩」(位于中山公园内)为例,仅正房一间,约能放下十几盘棋,地方不大,收入也很有限。那么茶馆掌柜如何营利?一般是靠棋客赌彩抽头获取利润。这又分两种形式:一种叫作「盘彩」,棋客每下一局棋,无论输赢,双方都需交出一定比例的钱给茶馆掌柜。一种叫作「子彩」,即棋客买门票进入茶馆,而对局彩金则按输赢的子数计算。比如双方约定输一子算一个铜子,输二十子就算输二十个铜子。

崔云趾为人小心谨慎,长于情打细 算,在他经营的茶馆中,都采用「盘彩」的方式。为此他雇用一个叫贾鹤龄的人做账房先生,此人在当年也很有名气。 茶馆中往往会听到如下的对话:「贾先生,我又赢了一盘, 您给记下了!」,「好了您哪,给您记下了,李先生今儿个赢了三盘啦。」但是崔云趾是名手,他与人对局则采用「子彩」,多多益善。 1936年,南方名手过惕生来到北京,借了200块钱盘下四宜轩茶馆,他采用收门票的方法,棋客进门只交两角钱,即可边喝茶边下棋,从早下到晚。他每月付20块钱房租、20块钱雇一 个茶房,10块钱雇一名厨工兼杂役。除去他自己的生活开销, 每月多少还能攒点积蓄。当时围棋名手的生活于此可见一斑。

吴清源东渡蓬瀛

吴清源名泉,福建闽候人。祖土世代作官,但 是到他父亲一辈家道中落。其父吴炎曾在日本留学,因为喜好围棋,经常出入本因坊村濑秀甫创立的「方圆社」,后向着名棋手中川龟三郎学棋,以后迁居北京。

吴清源八岁起学棋,后拜青年名手顾水如为师,经常在北京西单海丰轩茶馆和当时名手汪耘丰、顾水如、刘棣怀、雷溥华等对弈,11岁时一些老国手如汪云丰已 不是他的对手,因此被誉为神童。

当时在北京有个「日本人俱乐部」,闻听吴清源的声名,邀请他去下棋。对手是个有职业初段棋力的人,结果吴清源获胜。在观战者当中有一位日本商人,名叫山崎有民,与日本著名棋手濑越宪作熟识,他写信给濑越,说北京有个围棋天才少年。后来他作为吴清源的代言人,与濑越之间书信往来多达五十余封,商讨吴清源赴日本留学事宜。

1926年夏天,岩本熏六段、小杉丁四段访问北京。吴清源与他们下了几局棋,与岩本受三子两局全胜、受二子一局输两目,与小杉丁受二子一局胜。结果吴清源的实力被大大证实。日本棋手回国后,日本棋界元老濑越宪作发表文章盛赞吴的棋艺。因此,日本棋界人士热切希望他到日本留学。

濑越积极奔走,向犬养术堂、大仓喜七郎等财、政界人士游说。最后由日本国内发出指令,委托驻北京公使芳泽全权交涉办理。芳泽去找吴清源的义父、刚从北京政府国务次官宝座上退职的杨子安商量,告诉他日本方面的决定:由日本棋院副总裁大仓喜七郎作保,以两年为限,每月发给吴清源 200元生活费,并彻底考察其才能之深浅。但杨子安以「清源尚是幼童,身体亦非健壮」为由,希望等两年再说。

1927年,吴清源执白胜刘棣怀,名副其实坐上国内第一把交椅。那年夏天,井上孝平五段来北京,指名与吴清源对局,目的是想试探一下他的棋力。先让二子一局,井上大败,他自认没有力量让二子,又改为让先下三局。

第一局弈于青云社,仅137手,井上已明显劣势,被迫封局。第二局弈于于李律阁宅,吴清源快胜。第三局弈于张伯驹宅,井上使出混身解数方始获胜。

井上回国后,称赞「吴清源有胜过传闻之才能」,引起日本棋界的高度重视。山崎有民还将吴清源的一些对局谱寄给濑越先生,濑越经仔细研究之后,认为吴清源的棋风与棋圣秀策极为相似,是一个罕见的天才,应尽早予以培养,将来一定能取得杰出的成就。这一年秋天,濑越先生给吴清源发来正式邀请书,内容如下:

  谨启,前几日,通过山崎氏收到了你的来函, 谢谢!我虽未有与你直接见面的机会,但过去从岩本氏那里听说你年纪虽幼,但棋力高强。这次,我又看了你与井上氏对弈的三局棋谱,更加敬服你的非凡器量。若是敝人的健康与时间允计的话,我真想去拜访贵地,与你亲切切磋棋艺。然而事情可能不允许,我深感遗憾。

  我急切盼望你身体强健,完成大礼后,到日本留学,从而共同不断地研究。愿你能在不久的将来荣升为名人。我的拙劣之作一二册已守到山崎氏那里,在你来日之前,若肯为我研究一下,我将感到十分荣幸。你和刘氏下的二局棋谱,加上我妄下雌黄的评论,已在《棋道》六月号上登载,同时综述贵国棋界现状的文章也冒昧登载于于上。因此,务必请你谅解。

  搁笔之时,谨拜托你向贵国的棋伯诸贤们转达我的问候,遥祝你身体健康!

濑越先生求贤若渴的远见卓识、虚怀若谷的非凡雅量,在这封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1928年,濑越先生又派遣高徒桥本宇太郎四段来到北京,正式考察吴清源的棋力。吴清源执黑弈了两局,以六目和四目获胜。 这样,在中日两国有关人氏的尽力促成之下,吴清源赴日留学一事最后决定下来。日本方面的安排是由望月圭介先生作保,吴清源入濑越先生门下修业,并由大仓喜七郎以两年为一期限,每月支付200元生活费。

有关吴清源赴日之陈,还有一段插曲。当时在北京维持治安的靳云鹏将军曾答应送吴清源1000元路费,但在吴清源即将动身时,这位北洋将军正在河南与国民军打仗,不想突然犯了烟瘾,满地打滚,结果一败涂地逃回北京。原答应给吴清源的钱因此降为500元,虽说少了一半,但对吴清源到日本后的生活也很有帮助。

1928年10月18日,14岁的吴清源在母亲和兄长吴浣陪同下,从天津塘沽上船,告别祖国,向日本进发。当时中日两国棋界都对这个孩子寄予厚望,而他也 没有辜负这种期望,到了日本后,勤学苦练,棋艺大进。二战后,吴与日本高段棋手对局,取得27胜7负3和的优异成绩。1950年日本棋院正式授予他九段棋手的称号。他在日本棋坛连续称雄30年,被誉为「昭和棋圣」。

吴清源初到日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日本棋院究竟授予几段称号?獭越先生坚持说他完全有三段的实力,但大多数棋士认为顶多授予初段。于是决定按三段资格进行,试验 对局。

这次「试验对局」充满浓烈的国际比赛气氛,这是因为吴清源只是一个14岁的中国孩子,而日本的棋士14岁能入段的都极少,如果吴清源一来就定为三段,许多人感情上接受不了。

吴清源第一局对筱原正美四段,执黑中盘胜。第二局对秀哉名人(受二子),此战关系重大,因为按当时的规定,九段让三段三子,只让二子已经是破格对待,这盘棋也就成为年轻棋手们极为注目的一局。对局过程中,他们曾络绎不绝地前来观战,结果吴清源四目胜。秀哉名人评论说:「黑棋态势极其庄重坚实,成功地将优势保持到了最后,布武堂堂,未给白棋以可乘之隙,此二子局可作为快心之杰作。」随后,吴清源又与村岛四段黑先五目胜,被正式定为三段。

1929年至1932这三年时间中,是吴清源来日本后最热心学棋的时期。那一时期,吴段位不高,执黑棋为多,以秀策流为主体,战绩辉煌,获得了「黑先无敌」的美誉。例如1932年的对局成绩是44胜5败1平,升为五段。升入五段之后,吴清源执白增多,由于当时无贴子的规定,若仍然照昔日的小目定式,白棋无论如何会落后于人。 吴清源开始打出三三或星的布局,一手占据角地,尽快向边展开。这种思路在吴清源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但以小目缔角为传统的日本棋界却受到巨大震动。

这一时期的木谷实,布局总是投在低线位上,但战绩不 佳,便不断地改为高线位上投子,开始「比角地更重视中央势力」的摸索阶段。这样吴清源和木谷实这两位年轻的俊杰,在各种棋战中都有意识地打破常规,在布局阶段即占据 高位,使对手大惊失色,当时被称为「新布局」,在日本棋界掀起一场革命。

吴清源和木谷实运用「新布局」,胜率很 高,从而鼓动起人们对它的热情,棋手们纷纷模仿。 从幕府初期本因坊算砂开始,日本拋弃中国座子制 度,开创自由落子。但在30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又形成以 「小目」为基础的模式。「新布局」的诞生,使小目定 式所束縳的布局又得到解放,棋手布局的思维方法获得自 由,棋盘上的世界变得更加宽广。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曾写「新布局的青春」一文,赞扬说:「 木谷实、吴清源创造新有局的时代,不仅是二人盖世天才的青春时代,实际上也是现代围棋的青春时代。」

1933年,正当「新布局」的旋风席卷日本棋坛之时,《读卖新闻》社举办「日本围棋选手权战」,并规定棋战的优胜者可以执黑与秀哉名人一决高低。由当时实力最强的16名 棋士参加单淘汰比赛,结果吴清源在最后关头连胜木谷实、桥本宇太郎而获优胜。日本各新闻报刊都以「不败的名人对鬼才吴清源的决 战」那样醒目的标题大肆宣扬,引得全国无数围棋爱好者倾心注目。

当时,吴清源正处于用「新布局」下棋的颠狂时期,思想无拘无柬,开局便按照三三、星、天元顺序打了出来。不 想这种下法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从而轰动朝野。

原来吴清源的这三手棋与本因坊家的布局教条格格不入,尤其是三三,在本因坊一门中被定为「禁手」,因此坊门弟子个个怒气冲天。社会上的棋迷们也分为截然两派,一派连连喝采,另一派则认为岂有此理,「是对名人的不礼貌」。剎时间抗议信雪片般地飞到《读卖新闻》社。 恰恰就在那个时侯,日本策划和挑起了「满洲事件」,中日关系异常险恶。因此这盘棋从始至终笼罩着「中日对抗」的强烈色彩,社会上的阴风冷雨阵阵向吴清源袭来。正 是在这样严峻的情况下,年仅19岁的吴清源与日本第一高手展开世纪性的决斗。这局棋从1933年10月16日开始,经过漫长的冬天,直到次年1月19日宣告给束。按当时的规矩,名人有视情况暂停的权利,因此对他绝对有利。例如第8天,秀哉一开始便将预先考虑成熟的一手棋打出,吴清源仅考虑两分钟便应下一手,而后秀哉长考3个半小时也未落子,即宣告暂停收兵回营。每一次暂停后,秀哉召集弟子们彻底研讨局面。事关日本和本因坊家的荣誉,坊门弟子全部积极行动、出谋献策, 必欲将吴清源打败而后快!

秀哉身材非常瘦小,然而一旦坐在棋盘前,却又显得无比高大庄严,自有一种震慑人心的气势。面对吴清源的新布 局,秀哉依旧采用传统的小目套数,步调略给人以缓慢的感 觉。但是他毕竟技艺精湛、老谋深算,因此棋到中盘时,黑棋也只是略微优势。但是在关键时刻,秀哉打了出第160的 「妙手」,吴清源终以二目败而终局。 关于第160的「妙手」,传说是秀哉的弟子前田陈尔四段(当时)想出来的,但也一直未能得到证实。只是在对局的最后一天,吴清源抽空去厕所时,看到对局休息室中, 秀哉的弟子们黑压压一片,手中拿着许多棋谱,都是将收官至终局的各种下法彻底研究透的记录。这也说明秀哉与弟子们已经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第160的「妙手」无疑是集体智能的结晶。

事隔15年,1948年时濑越宪作在一次座谈会上说:「这是一桩秘密事。那时被吴清源打过一手之 后,苦思具想的秀哉回府后立即召集弟子们,为考虑下一手棋研究了各种打法。结果采用了还击的那一手(即指第160 手),是前田这个弟子想出来的......」

尽管濑越先生声明此话非正式,不得发表!但《读卖新闻》仍旧登报泄露出 去,结果惹得坊门弟子们勃然大怒,严厉向濑越追究责任, 濑越无奈只好辞去日本棋院理事长的职务。

总之,这局棋影响之大,在近代日本围棋史上是绝无仅 有的。不仅显示了吴清源的盖世才华,也预告了「吴清源时代」即将来临。

1936年,吴清源加入日本国籍。这是听从山崎有民等友 好人士的劝告,他们认为,在当时中日战争巳无可避兔的情 况下,吴清源若想继续学棋修业的话,不取得日本国籍,终归难以在日木立足。

1945年日本战败后,吴清源又恢复了中 国国籍。这说明吴清源在日本棋界始终处于「客籍棋士」的特殊地位。日本人从未忘记他是一个中国人,而中国人也从未忘记地是自己的亲人,并为他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就而欢欣鼓舞。尽管有濑越宪作、山崎有民等友好人士的关怀支持,吴清源在日本的处境仍十分艰难。「吴清源时代」的到来虽然给他带来巨大声誉,但同时也使他成为整个日本棋界的对立面。「打倒吴清源」已成为所有日本专业棋手的座右 铭。

随着中日战争的逐渐深化,一些怀有民族情绪的日本人不时向吴清源发动攻击和咒骂,更有甚者,投寄恐吓信、往家里扔石的事件也发生过。

「吴清源时代」的到来是与秀哉名人的引退联系在一起的。1938年,秀哉决定引退之后,将世袭300余年之久的「本因 坊」名位转让给日本棋院。秀哉引退之后,日本棋坛八段位上空无一人,七段位除濑越、铃木、加藤三长老外,年轻的棋士只有木谷实和吴清源。谁是日本棋界最强者?《读卖新闻》就此举办「吴清源、木谷实擂争十局棋」。为了始终保持庄严肃穆的气氛, 决定主要选用座落在镰仓的建长寺、圆觉寺等作为对局场所,这就是日本围棋史上著名的「镰仓十局」

1939年9月28日,「镰仓十局」第一局揭幕。木谷实执黑,一改「新布局」的风格,占低位坚实取地。吴清源则捷足先登,构成大模样,黑棋就此陷入苦战。谁知吴清源在第120手时,不慎走出失着,木谷实猛烈反击,造成大劫。此时双方均呕心沥血,殊死拼杀,忽然木谷实鼻孔流血侧身昏倒,而吴清源由于棋势不妙,只顾绞尽脑汁思考,竟没有注意到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有的读者投书报社质问吴清源说:「当木谷七段鼻血流出,异常痛苦之时,你却佯作不知,只顾继续下棋, 这简直太残忍了。你为什么不马上休息一下?你为什么不能说几句照拂的话?你简直是个不懂武士侠义、残无人道的赌棍!」这样的质问自然带有较多的感情色彩,旁观者无法理解在这样重大的比赛中,对局者已经进入「无我」的境地, 在他眼前出现的只是棋子、棋盘所构成的变幻纷绘的局面, 而无心顾及其它。 打劫的结果白棋凈损七目,败局已无可挽回。不想,在收官的紧要时刻,木谷实也走出失着,吴清源再次挑起劫争, 终于实现逆转,获两目胜。这是一场势均力敌、从始至终苦战不休的胜负大较量。

「镰仓十局」至1940年10月第六局下完后,吴清源五胜一败,将木谷实的交手棋份降为「先相先」(即三局中两局执黑)。 「十番棋」可以说是一场悬崖上的决斗,特别是在争夺棋界第一把交椅的擂争胜负中,胜者名扬四海、誉满天 下,败者棋士生命就此断送。对于吴清源来说情况更为严酷,因为他是客籍棋士,一旦被人打下擂去,就将 身败名裂,东山再起的机会实际上微乎其微。 尽管如此,吴清源在10多年时间内,与日本当代所有的 最强棋士轮番决斗了10回,下了近百局「十番棋」,将他们 一一降服于脚下。可以说他的无与伦比的光辉业绩,正是在「十番棋」中建立起来的!

继「镰仓十局」之后,1941年,吴清源与雁金准一八段再次进行「十番棋」角逐。雁金准一是当时在野的棋界长老,德高望重,有「力战之雄」的美称。这次决斗是应雁金氏的要求举行的,由于吴清源当时只是七段,交手棋份应为 先相先,但雁金表示,想与吴清源以分先对弈。以长老的身份,承诺与后辈的棋手分先对局,即已表明他的不平凡的雅量。但是到第5局结柬,吴清源4胜1负,遥遥领先。有关人士考虑到雁金先生的名声与健康,决定将以后的对局全部终止。

接着《读卖新闻》社又物色藤泽库之助六段与吴清源对垒。藤泽的棋风简朴坚实。若执黑先投,从不给白棋以可乘 之隙,因此被赞扬为「黑先无敌」。但他与吴清源相差两段 (吴清源此时已升入八段),故按规定对局为藤泽常先(即 始终执黑)。赛前大多数人估计,黑棋会以压倒优势获胜。 结果吴清源4胜6负,保持「让先」的棋份不变。

中日战争的最后两年,吴清源为生活和信仰所驱使,终日颠沛流离日本各地,完全脱离了棋艺生涯。

战败后的日本一片凋蔽,然而有志之士也在废墟上计划复兴大业。1947年七 月,《读卖新闻》社派人寻访吴清源,敦请他出山回归棋界,并希望他与桥本宇太郎八段进行「十番棋」。

8月26日,第一局拉开战幕。吴清源虽然执黑先行,但棋艺毕竟已荒废两年之多,结果稀里胡涂败下阵来。棋界人士大失所望:当年的吴清源哪里去了?第2局吴清源执白仍不见起色,尽管他在心里大声疾呼;「绝不能输!」但弈至中盘,行将崩溃的白棋七零八落,已呈必败无疑之势。

谁知桥本宇太郎突然开始失常,错着缓手迭出,吴清源终于枯木逢春、乾坤倒转,饶幸获一目胜。濑越宪作当时十分生气, 说;「桥本简直是异常,这样好的棋要是再输掉,马土给我赶出门去!」从第3局开始,吴清源终于恢复了本来面目,势如破竹,至第八局结束,6胜2负将桥本打到先相先。 1948年,《读卖新闻》社又举办吴清源对岩本熏的十番棋。岩本棋风清淡强韧,有「撒豆棋」之称, 当时他从桥本宇太郎手中夺得本因坊桂冠,正值春风得意之时。但吴清源毕竟技高一筹,战至第6局时已5胜1负, 将岩本降了一格。

1949年,藤泽库之助在棋士升段大赛中由八段晋升九段,成为秀哉去世后,日本仅有的九段。由于战前吴清源曾在将他打败过,因此日本棋院不得不考虑将吴氏升段。于是决定举行「吴清源对六七段选拔十盘棋」,即集中10名年轻的高段棋手(4名六段、6名七段),让他们轮番向之挑战,作为吴清源的「九段升段试验比赛」。按照规定,吴清源除对高川格、前田陈尔两位七段执黑外,于其它 8名六七段高手均执白棋,而且当时没有贴目的规定。结果:吴清源8胜1负1平,被日本棋院赠授九段,时年36岁。

这样,《读卖新闻》社以「争夺真正的名人位之决斗」为题,立即着手筹划「吴对藤泽十番棋」的计划。这对吴清源来说无所谓,但藤泽却迟迟不肯应战。《读卖新闻》社无奈,只好又匆忙制定吴清源对桥本宇太郎的第二次十番棋计划。当时桥本刚从岩本手里夺回了本因坊,正积极创立关西棋院,是风云一时的实力人物。由于第 一次十番棋吴清源多胜一筹,所以这一次的交手棋份仍规定为先相先,结果吴清源5胜3负2平。

然而自从吴清源和藤泽库之助升入九段之日起,就命里注定要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经过两年时间的交涉,藤泽终于同意应战。这次十番棋,曾被称为「昭和二十年代最大的争棋」。结果吴清源7胜2负1平,将藤泽降为先相先。为此,社会上的一些知名人士呼吁说:「早该授予吴清源名人位了!」这虽然只是一部人的意见,并未得到广泛响应,但实际上吴清源巳成为日本棋界的第一人了。

1952年,吴清源与藤泽库之助再次进行十番棋,交手棋份为先相先。弈至第6局,吴清源5胜1负,将藤泽击退到定先的地位。据说第6局时,藤泽害怕被击败后有损日本棋院的名誉,故而怀揣辞呈前来对局,如此重大的比赛对棋手产生的沉重压力,于此可见一斑。

1953年,《读卖新闻》社继续主办吴清源对田荣男的 「十番棋」。当时的田八段是后进棋士中的杰出代表,在各项棋战中都取得超群的成绩,他那剃刀般犀利的棋风、略带苦涩味的坚忍意志,都预示着他的全盛时期即将到来。广大棋迷也都热切期望,吴清源与田进行一场正式的生死决斗。在这场举世注目的棋战中,吴清源以6胜2负的成绩将田降格到定先而高奏凯歌。

至此,吴清源巳横扫日本棋坛。但还有一个人当时已四次获得本因坊冠军,他就是高川格。高州的棋风被人称作 「流水不争先」,但严谨的大局观和良好的均衡感觉,使他也前后共获得9次本因坊头衔。战后吴清源丧失日本国籍以及日本棋院正式会员资格,只被赠予「名誉会员」称号,因此他不能参加每年一度的「本因坊」战的角逐。但人们常说:「吴清源若参加本因坊战,肯定是稳操胜券!」

为此,主办「本因坊」战的《每日新闻》社决定:自1952年起,每年举办吴清源与「本因坊」无贴目的三盘棋对局。到 1955年,吴清源与高川格在「三番棋」中,共角逐12局,吴清源11胜1负。因此吴清源又成为高据本因坊之上的超 级棋士。在人们的印象中,高川格只要与吴清源交手是上来即输,因此普遍认为他不是吴清源的敌手。但是纵观日本棋坛,巳经找不出能与吴清源分庭抗礼的人,因此《读卖新闻》只得将高川格拉出来,作为吴清源「十番棋」的最后压轴大戏。这一次决战的结果,吴清源在第8局结束时,巳经6胜2负,将高川本因坊降服。吴清源自战前的「镰仓十番棋」开始独霸擂台,连续15 年,将日本所有一流棋士与之对局的交手棋份,不是降为相差一段的先相先,就是降为相差二段的定先。这16年,是他建立辉煌业绩的全盛时代,因此被称为「昭和之棋圣」!

1987年,日本「围棋俱乐部」征求当今超一流棋手如加藤正夫、武宫正树、小林光一、大竹英雄等人的意见:谁是围棋史上最强者?虽然也有人举出道策、秀策,但他们一致认为吴清源最强!因为在他全盛时期是所向无敌的。武宫正树曾推崇吴清源是代表昭和时代的伟大巨人。他说:「吴先生富于独创性,他创造的新手、新定式不胜枚举。如果说现在我们作为职业棋手感到很光荣,有一半是托了吴先生的福,那也并非言之过份。吴先生给予现代围棋界的影响就是这么巨大!」

吴清源、木谷实访问中国

三十年代,中日围棋交流日渐旺盛。中国棋手比二十年前高部道平来华时,棋艺水平已大大提高,从双方的多次对局成 绩看,我国的一流高手已可与日本专业四段棋手相抗衡。此 时国内的一流棋手大量向上海集中,日本棋手访问上海也很 频繁,因而上海的围棋活动较之其它地区愈显繁荣。

1934年5月至8月,国内掀起一股围棋热潮,棋界也处于高度兴奋之中。以创造「新布局」而名震扶桑的吴清源五段、本谷实六段联袂访华,同行者还有安永一、田冈敬一。

当吴清源一行乘船扺达上海港时,但见欢迎的人万头攒动。许多令吴清源想念、倍感亲切的面孔夹杂在人群之中,吴清源甚至看见了幼年教他语文的杨先生的身影。 上海举行了一场盛大棋会,顾水如、刘棣怀、雷溥华等中国高手与吴清源、木谷实欢聚一堂,切磋技艺。吴清源和木谷实当时正狂热地运用新布局,投子都在高位,对此中国棋手惊诧不已。

当吴清源、木谷实在上海时,无锡棋社社长薛汇东专程到沪邀请。吴与木谷遂赴无锡,与当地棋手薛汇东、薛寿萱等人下三子指导棋,后又合下一局联棋,刊于当时的《锡报》。其时,年迈的段祺瑞正在上海当寓公,特意与吴清源 会见并下棋,以叙旧好。吴清源此时仍旧感恩戴德,与段氏对局时有意相让,双方遂弈成各胜一盘的局面,段氏深为感动。

吴清源一行先后访问了上海、无锡、青岛、北京、天津,与我国知名棋手进行了广泛的对局和交往。我国一流高手与安永、田冈尚能周旋,但对吴清源、木谷实则无法扺挡。一方面,吴清源、木谷实虽在日本只是青年高手,段位相对讲不算高,但是从各种大型比赛的战绩讲,他们实际上已代表了日本第一流的水平。我国棋手的实力与他们相比,存在较大的距离。另一方面,我国棋手尚不能脱离中国传统布局的束縳,他们虽然竭力学习和引进日本新法,但缺乏深 入的研究,还处于模仿的阶段,因此交锋未久,反觉处处掣肘。

对于吴清源来说,这次中国之行是他到日本后的初次还乡,心中留下深深难忘的印象。

濑越宪作、吴清源访问中国

1942年10月,日本濑越宪作(当时八段)、吴清源(当时八段)、桥本字太郎(当时七段)、井上一郎(当时四 段)等一行六人访问上海、南京。10月11日,濑越等日本棋手连同当时已在上海的上田一郎四段、仲田见三段,与中国 棋手顾水如、陈藻藩、王幼宸、董文渊、朱郇膏、吴浣(吴清源之兄)等6人分别对局,双方鏖战近六个小时,仅有2局结束,可见双方棋手对这场比赛都极为重视,全力以赴。其中有一些趣闻,后来被棋界传为佳话。如濑越让陈藻藩二子局中,陈利用先占两个空角的优势,一连走了近30步模仿棋。陈藻藩这盘棋也就成为让子棋中的「奇局」。再如吴清源让王幼宸二子局中,双方弈了6小时仅下了70手,这倒不是双方 都比较谨慎,实际上吴清源思路敏捷,下子较快,而王幼宸则苦思焦虑,踌躇再三,故耗时较长。他的善于长考,也因此大大出名。

16日,日本棋手到达南京。此时在南京的北京棋手金亚贤、邵继廉、王德深与当地棋手联合应战。在两场11局比赛 中,除金亚贤受二子战和濑越以外,其余十局均告失利(打挂二局)。其中年方17岁的青年棋手邵继濂以出色的棋艺而引人注意。邵乃北京求实中学学生,与吴清源、桥本宇太郎对弈均受二子。日本棋界评论他的棋有天赋,也有俗着,倘能精心磨砺,将来可成大器,因此建议他赴日留学深造。但邵继濂最终还是放弃了围棋,而选择专攻学业的道路。

10月下旬,日本棋手返回上海。29日,中日12名棋手欢聚上海魏家花园,举行联棋友谊比赛,盛况空前。 11月4日,吴清源与桥本宇太郎在上海青年会作公开快棋表演,入场券立刻被抢购一空。比赛时,会场气氛异常热烈,两位围棋艺术家的高超技能,给观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直到10年以后,濑越先生回忆当时的情景,仍感叹不已;「听讲者来临,拥挤一堂,几无插足之余地。」这次濑越宪作、吴清源等人来访意义不比寻常。吴清源巳成长为日本举世瞩目的第一高手,以他是中国人和他所得的成就,在日本侵占的沦陷地区,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因此所到之处,倍受热烈欢迎。此外,凡在这次访问中正式上场的我国棋手,都被日本棋院授予段位证书。1916年本因坊秀哉访华时,曾授予顾水如、段骏良等人段位。1926年日本棋院也曾授予张澹如、王子晏、陶审安三段证书。但这次访问被授予的人数最多。统计如下:

四段:顾水如、刘棣怀、张澹如、魏海鸿、王子晏、雷溥华。

三段:王幼宸、金亚贤、陈藻藩、吴浣、邵继濂。

初段:董文渊、朱郇膏、范德民、王德深、陆曙轮。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四段6人,是在日本棋手来中国之 前已被内定要授予四段。其它棋手则根据这次访向时的战绩分别授予段位的。

1937 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长城内外战火连天,各地的围棋组织纷纷瓦解,棋手们各散东西。后来在沦陷区上海、汉口、青岛、开封等地又相继建立了一些零星的围棋组织。此外还有两个以汉奸政权名义建立的棋院:

1941年,东北满洲国推出「满洲棋院」,又称「日本棋院满洲别院」,棋院的理事长等均由日人出任,曾举办过「全满围棋选手权战」。1943年,伪华北临时政府又搞了个「华北棋道院」,由王克敏挂名总裁。

大致可以说,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时,我国一流棋手尚无一人达到日本专业五段的水平。这次日本棋院对我国棋手授予段位,潜在的影响是深远的,直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国内仍以这次段位获得者的棋力水准,作为比较棋力的,「尺度」,用以衡量其它棋手所 达到的棋艺等级。濑越、吴清源这次访问以后,由于抗日战争接近最后的关头,日本棋手不再访问中国。据记载,11943年间魏海鸿、 王幼宸曾战胜居住上海的日本上田一郎四段。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两国在经济、文化方面都遭受严重破坏:日本面临着重建国家的向题,而在中国,又开始新的内战。由于这种种因素,中日两国的围棋交流暂告中断,从1945年至1949年间,中日围棋界基本没有什么交往。


第十一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围棋这门古老的思维竞技艺术再度备受重视。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特别围棋予以高度的评价,并积极倡导。 50年代初,各级围棋比赛开始列入各级体委的工作议事日程,1957年开始定期举行比赛。

早在1950年,陈毅就说过:「围棋是中国创始的。现在日本的水平比我们高,我们一定要赶上和超过日本。」可以说,自1949以来的二十多年,中国围棋事业的每一个发展,都和陈毅的推动分不开。

1957年底,中国举行了一次全国围棋比赛,前三名为:刘棣怀(上海)、王幼宸(上海)、过惕生(北京)。

1960年《体育报》发表了《提倡下棋》、《积极组织棋类活动》等社论;第一个专门的围棋刊物《围棋》在上海问世;多次举行中日围棋比赛;老一辈围棋运动员(如刘棣怀、过惕生等)又重出江湖了。各主要大城市相继成立了棋社。

1961年成立了国家围棋集训队。1962年,成立了全国围棋协会,国家体委副主任李梦华担任主席,陈毅担任名誉主席。围棋事业走上了正轨。

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我国的围棋水平仍以「南刘北过」为最高代表。1960年,中国和日本举行了第一次围棋比赛,日本的阵容是:

名誉九段濑越宪作
九段田荣男
九段桥本宇太郎
七段濑川良雄
六段铃木五良

在日本棋手对中国棋手让先的三十局中,中国棋手二胜一和二十七负。1961年,日本女棋手伊藤友惠五段在分先对局中,对王幼宸、崔云趾、魏海鸿、过惕生、刘棣怀五名老棋手,八战八胜。可见双方水平仍有很大距离。

「长江后浪推前浪」,60年代开始,以青年选手陈祖德为代表的一批新生力量迅猛崛起,成为中坚和主流,取代了「南刘北过」的时代。陈祖德的棋风刚烈中有绵柔,宏博中寓精微,着棋大刀阔斧而又严谨慎密。

1963年9月,陈祖德与日本围棋代表团团长杉内雅南九段在北海公园悦心殿下了一局很有名的棋。这一局棋下了足足十小时,局势极其细微。当走到最后几手单官时,陈祖德发觉自己左上角黑棋还未活净,但补一手就要损二目,怎么办?幸好陈祖德以点目快著称,他能在一分钟的读秒时间内用十多秒点算双方地盘,再用余时考虑着法。他很快地就算出黑盘面多三目,于是在角上补了一手,结果当真是一目胜。

1964年全国比赛中,首六名是陈祖德、吴淞笙、沉果荪、黄永吉、王汝南、罗建文,其中五人都是在新中国成长的青年。

与陈祖德同时成长起来的还有思维清晰、算路精深的吴淞笙,风格简洁明快、善用逻辑推理的罗建文及着法周到的沉果荪等人。这批优秀青年选手继往开来,取代了「南刘(棣怀)、北过(惕生)」 数十年分掌天下的局面,开一代清新慎密的现代棋风,为中国围棋的突飞猛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这批青年选手大都在二十左右,精力充沛,勤奋好学,前途无可限量。

1964年,陈祖德终于在分先贴目比赛条件下第一次战胜了日本九段棋手岩田达明,破了纪录。

日本的原武雄八段(当时)也是陈祖德的老对手。1965年,原率团来访,与陈祖德比赛了5局,2胜2负1和平手,第6局,也是最后一局,在杭州比赛。本来二人在棋盘上是针锋相对的,此局原却一改常态,下得迂回曲折,有时还送吃两三子。等到中盘时,陈祖德才恍然大悟,中计了。对方的阵地己深沟高垒,牢不可破了,终于败了给原。事后陈祖德才知道,在日本有两个最高纪录:吃子最多的是伊藤友惠,而弃子最多的,恰恰就是原武雄。

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966年4至5月,举行了全国棋艺锦标赛的围棋赛,结果前六名为陈祖德(上海)、吴淞笙(上海)、罗建文(福建)、王汝南(安徽)、黄良玉(福建)、张福田(北京);少年组前六名为:马宗存(四川)、张成华(四川)、杨晋华(山西)、侯世明(四川)、张少明(河南)、雷贞倜(四川)。

正当我国棋坛欣欣向荣,大有起色之际,十年动乱开始了,茫茫浩劫,围棋自然劫数难逃。项目被取消,比赛被停止,专业队伍被解散,棋手下放到农村工厂。除少数人在业余坚持孤军奋战、独立研究之外,大多数人忍痛改行,棋艺荒废,棋坛一片荒芜。

粉碎「四人帮」之后,百废俱兴。1972年陈毅逝世,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继陈毅之后担任了围棋协会名誉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的第三十四章中,明确提出围棋要保持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把围棋列入国家发展计划之内,历史上可算是第一次。

1973年,中国和日本恢复了中断了六、七年的围棋交往,并将每年一来一往的访问比赛改为每两年一来一往,虽然竞赛的气氛浓烈了,但日本方面似乎没有将中国放在眼内。这一年,日本派来的棋手中只有两个九段,但结果却取得了40胜2和14负的成绩!无形中加强了日本棋手的傲气。不过,无论如何,自此年起,中国的黄德勋、沉果荪、吴淞笙、聂卫平、华以刚、曹志林、王汝南、陈嘉锐、孔祥明、江鸣久、马晓春、曹大元、程晓流、王群等一批青年棋手陆续都有战胜日本九段棋手的纪录了。

一面倒的情况持续到1982年。当年中国棋手访日比赛,突然间爆发出43胜13败的「反常」纪录,令日本人不得不对中国围棋界的进步刮目相看。1983年,日本罕见地组成强大的访华围棋代表团,以「人肉计算机」石田芳夫为首、超一流九段小林光一为副,声言要在五十六盘比赛中拿下四十盘。结果是日方以三十一胜二十五败的成绩小胜。

1985年,中日围棋擂台赛(China-Japan Super Match)终于诞生了。该赛由日本棋院、中国围棋协会、《新体育》、《朝日新闻》、NEC等协办。

聂卫平以其沉雄、博大的棋风,炉火纯青的棋艺,在国内外重大比赛中多次夺魁。就在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上,力挽狂澜,一举击败了日本三位高水平的棋手,为中国队取得最后胜利,鼓舞了围棋界人士及广大爱好者们。

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战绩:8:7中方胜(84.10.16-85.11.20)

场次

中方

日方

场次

中方

日方

汪见虹

依田纪基

钱宇平

小林光一

江铸久

依田纪基

10

曹大元

小林光一

江铸久

小林觉

11

刘小光

小林光一

江铸久

淡路修三

12

马晓春

小林光一

江铸久

片冈聪

13

聂卫平

小林光一

江铸久

石田章

14

聂卫平

加藤正夫

江铸久

小林光一

15

聂卫平

藤泽秀行

邵震中

小林光一

 

 

 

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战绩:9:8中方胜(86.3.21-87.4.30)

场次

中方

日方

场次

中方

日方

芮乃伟

楠光子

10

刘小光

小林觉

芮乃伟

森田道博

11

马晓春

小林觉

芮乃伟

今村俊也

12

马晓春

片冈聪

张璇

今村俊也

13

聂卫平

片冈聪

钱宇平

今村俊也

14

聂卫平

山城宏

钱宇平

小林觉

15

聂卫平

酒井猛

卲震中

小林觉

16

聂卫平

武宫正树

曹大元

小林觉

17

聂卫平

大竹英雄

江铸久

小林觉

 

 

 

第三届中日围棋擂台赛战绩:9:8中方胜(87.5.2-88.3.14)

场次

中方

日方

场次

中方

日方

杨晖

小川诚子

10

钱宇平

山城宏

杨晖

宫泽吾朗

11

芮乃伟

山城宏

刘小光

宫泽吾朗

12

江铸久

山城宏

刘小光

石井邦生

13

曹大元

山城宏

刘小光

小林觉

14

马晓春

山城宏

刘小光

工藤纪夫

15

马晓春

武宫正树

刘小光

大平修三

16

马晓春

加藤正夫

王群

大平修三

17

聂卫平

加藤正夫

王群

山城宏

 

 

 

第四届中日围棋擂台赛战绩:7:2日方胜(88.3.17-88.12.18)

场次

中方

日方

场次

中方

日方

俞斌

依田纪基

马晓春

依田纪基

陈临新

依田纪基

聂卫平

依田纪基

王群

依田纪基

聂卫平

淡路修三

刘小光

依田纪基

聂卫平

羽根泰正

江铸久

依田纪基

 

 

 

第五届中日围棋擂台赛战绩:8:3中方胜(89.5.16-90.7.1)

场次

中方

日方

场次

中方

日方

杨士海

依田纪基

俞斌

山城宏

杨士海

苑田勇一

俞斌

石田芳夫

张文东

苑田勇一

俞斌

田荣男

张文东

羽根泰正

10

钱宇平

田荣男

张文东

大平修三

11

钱宇平

武宫正树

张文东

山城宏

 

 

 

第六届中日围棋擂台赛战绩:8:7日方胜(90)

场次

中方

日方

场次

中方

日方

郑弘

小松英树

陈临新

淡路修三

郑弘

小县真树

10

俞斌

淡路修三

郑弘

依田纪基

11

俞斌

小林觉

郑弘

片冈聪

12

刘小光

小林觉

廖桂永

片冈聪

13

聂卫平

小林觉

梁伟棠

片冈聪

14

聂卫平

羽根泰正

张文东

片冈聪

15

聂卫平

加藤正夫

张文东

淡路修三

 

 

 

第七届中日围棋擂台赛战绩:7:5日方胜(92.4.1-93.6.10)

场次

中方

日方

场次

中方

日方

刘菁

小松英树

俞斌

小林觉

吴肇毅

小松英树

马晓春

小林觉

郑弘

小松英树

马晓春

山城宏

郑弘

依田纪基

10

马晓春

片冈聪

张文东

依田纪基

11

马晓春

淡路修三

俞斌

依田纪基

12

聂卫平

淡路修三

第八届中日围棋擂台赛战绩:7:3日方胜(93.5.31-93.12.6)

场次

中方

日方

场次

中方

日方

周鹤洋

加藤充志

陈临新

结城聪

邵炜刚

加藤充志

陈临新

小松英树

汪见虹

加藤充志

马晓春

小松英树

张文东

加藤充志

聂卫平

小松英树

陈临新

加藤充志

10

聂卫平

依田纪基

第九届中日围棋擂台赛战绩:6:3中方胜(94)

场次

中方

日方

场次

中方

日方

常昊

山田规三生

陈临新

山城宏

刘小光

山田规三生

曹大元

山城宏

刘小光

小松英树

曹大元

片冈聪

刘小光

依田纪基

曹大元

加藤正夫

刘小光

山城宏

 

 

 

第十届中日围棋擂台赛战绩:7:3中方胜(95.4.17-96.3.30)

场次

中方

日方

场次

中方

日方

华学明

加藤朋子

常昊

小林觉

华学明

三村智保

常昊

林海峰

常昊

三村智保

常昊

大竹英雄

常昊

森田道博

俞斌

大竹英雄

常昊

柳时熏

10

马晓春

大竹英雄

第十一届(最后,第十二届开始改名)中日围棋擂台赛战绩:7:2中方胜(96)

场次

中方

日方

场次

中方

日方

丰云

西田荣美

常昊

柳时熏

丰云

羽根直树

常昊

依田纪基

王磊

羽根直树

常昊

小林觉

常昊

羽根直树

常昊

大竹英雄

常昊

王立诚

 

 

 

十一场总成绩是中国七胜四败(中中中日中日日日中中中)。

1978年,中国第一次举行女子个人赛,四川姑娘孔祥明以全胜的成绩取得冠军。同年,孔访问日本,和日本女子围棋冠军小林千寿五段对垒,三局全胜,成为轰动日本的新闻。孔被誉为「实际上的世界女子第一」。

八十年代后期,「天元战」、「名人战」等新闻棋赛先后诞生,后来都发展成为中、日头衔获得者之间的比赛。

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5月在日本举行的第七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陈嘉锐代表香港取得了亚军(冠军是中国汪见虹)。

1992年北京成立了中国棋院,设施一流,成为中国棋手活动的中心。

目前,除国家举为专业性的比赛外,还由地方和社会各界举办如「新体育杯赛」、「国手赛」、「陈毅杯赛」等各种形式的比赛。大学生围棋赛、少年儿童围棋赛也相继举办。不少高等院校还开设了围棋选修课。中小学生课外活动不少以围棋为主要项目。青年不仅把围棋当作一种业余爱好,更把它当作一种训练思维,提高智力的运动。近年来举办的青少年围棋赛,像罗洗河、常昊等年轻棋手表现出令人赞叹的棋艺,成为我国围棋事业后继之人。


第十二章 我国围棋的外传

早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我国与中亚细亚各国往来就开始了。古印度等国的文化传入中国的同时,中国古代的文化也向那些国家传播,其中包括围棋的外传。 据后秦和尚道朗翻译的《大般涅盘经?现病品第六》记载,在印度诸国流行着中国古老游戏,如围棋、弹棋、六博、投壶等。佛经劝告人们不要玩这些游戏。可见围棋在印度流传甚广。 现在在孟加拉、不丹、尼泊尔等国,还流行着十五道和十六道围棋。走法和我国围棋基本相同,只有个别地方稍有差异,比如叫吃后不能马上提子,须待对方在他处走过一子,自己不应后才可提子,和我国围棋的打劫差不多。

《旧唐书.吐蕃传》也载:国人以「围棋、陆博、吹蠡、鸣鼓、为戏」 ,可见围棋之俗在少数民族的地区也广为流行。西藏地区自古流行的藏棋可能就是吐蕃围棋的余绪。

藏棋又叫「多眼棋」、「多目戏」,它和围棋在着法和提子的规定方面基本一檬,只是棋盘纵横各十七道线路。另外,对局以前,要在棋盘上预先按固定的交叉位置,各放置六枚棋子。除此之外,两者便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了。关于藏棋的起源大致有以下四种说。(一)在汉代由居住在四川、青海一带的羌族同胞传入西藏;(二)由古印度随着佛教文化于汉朝前后传入西藏;(三)由西藏人民自己发明的;(四)在三国时期由诸葛亮带入云南,又从云南传入西藏。这里以第一和第四种说法的可能性较大。

据说诸葛亮在云南时,为了增加围棋的趣味性,在弈法上,曾在原来只有四个「座子」的基础上,增加成十二个「座子」。另外,他还根据云南少数民族在生活中、劳动中有「对歌」的习俗,人们好以歌唱形式进行「舌战」,而规定了下棋时双方也必须进行「舌战」,以锻炼各自的口才,培养思维的灵敏性,增强弈棋的趣味性。不管这一说法是否真实,在西藏一些地区,却确实有下棋时必须同时「舌战」的习惯。藏棋在古代时大多在藏族上层统治阶级中流行。现时在西藏还有人下这种棋。另外,藏棋在与我国接壤的尼泊尔、锡金、不丹等国也有流传。

大概在三国时代,围棋传入朝鲜半岛,再在隋、唐间传入日本。围棋传入日本之后,日本人将棋规改革,取消了对局以前先固定四个势子的规定,因而推进了围棋的发展。

围棋在日本特别兴盛,是从德川幕府时代(相当于我国明末清初时)开始的,当时往来于两国间的棋手认为,中日两国棋手的水平已不相上下了。但后来德川幕府开始执行「锁国政策」,使这种有益的交往中断了,这不能不说是围棋发展过程中的一大憾事。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围棋逐渐发展到了全盛时代,最后超过了中、韩两国。近数十年,中、韩两国的围棋水平又有了长足的发展。

八十年代后期世界围棋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是世界职业棋手的比赛开始兴起,其中最主要的有由日本《读卖新闻》举办的「富士通杯」、由台湾企业家应昌期先生创办的「应氏杯」由韩国《汉城新闻》、东洋证券有限公司等举办的「东洋证券杯」,人称世界围棋三大比赛。

在以上三大比赛中,韩国棋手异军突起,取得极佳成绩,自此,世界围棋进入了中、日、韩三国鼎立的时代。

我国围棋在明代以前,就已传入东南亚各国。据随同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在《瀛涯胜览》中记载:「三佛齐国俗好弈棋」,三佛齐国即今印度尼西亚的一部分。 葡萄牙航海家门德斯?平托在他的《费南?门德斯?平托航海记》中说,十六世纪时,葡萄牙航海人员曾在日本学过围棋,并将它带到了欧洲。如果这话可靠,则那时欧洲已有围棋了。不过,一般认为,十九世纪围棋纔在欧洲流行。最早的一本英文围棋书,题为《围棋手册》副题是《为欧洲棋手所编写的东亚古老的军事战斗的游戏》,1911年在英国伦敦出版,书中介绍了中国和日本的围棋,其中还有一幅我国古代女子下围棋的图。

 




Copyright 2002